為什麼受難者子女相信自己是匪諜後代？專家揭露「威權意識形態再生產」帶來的創傷

解嚴迄今已有31年光景，白色恐怖的歲月看似遙遠，但當時產生的威權意識，其實仍未徹底消除，甚至仍可能在校園內、課堂上對受害者後代造成二度傷害？對此，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委員彭仁郁說明，對許多受難者子女來說，他們的長輩受到國家暴力的壓迫，當時更被指認成暴民、江洋大盜，在沒有外在的真實參考框架可以參考時，很難擺脫國家與教育體系這樣的指控，甚至會相信是真的，以為自己就是暴民、匪諜的後代，並因此覺得抬不起頭來、被同儕排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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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看似艱澀的「威權意識形態再生產」，實際上到底是什麼樣情況？對此，具備心理學背景，關注政治暴力受害者心靈撫慰的促轉會委員彭仁郁指出，比方說4、5、6年級生從小被教導國家是中華民國，地圖就像是一片秋海棠，國家透過教育從小重複這樣的自我認識，以至於很多人在講到台灣時，有點難說出這是一個國家，「好像不講中華民國就會覺得怪怪的，這就是威權意識形態再生產的一個部分，它會形成自動化的自我審查過程，也就是一種無意識運作。」

彭仁郁接著再舉例，比方過去一直教小朋友要犧牲小我、完成大我這一類的格言，或是像兒歌《哥哥爸爸真偉大》，這些都會在潛意識留下痕跡，控制人們怎麼思考、行為，和定義自己。

文化創傷：學會歧視自己的文化　日後卻沒有能力找回來

彭仁郁指出，這就是一種文化歧視的內化，就像現在很多人會覺得，如果要成為當代的勝利組，就是要會說英文，更早一點的年代就是要會說字正腔圓的中文，所以你就會自然認為說，外表長得怎樣的人、或操怎樣口音的人，比較有資格站在權力的位置，不會的人就比較沒資格參與集體的政治生活，就只能等著被統治，這就是「威權意識形態再生產」的運作，即是養成哪一種人才有統治正當性的直覺反應。

「在黨國教育下成長　改變信仰等於否定部分自我」

彭仁郁接著說明，像是5、6年級這一代人以前聽到所謂黨外人士，都會覺得是暴民，像從小在電視上聽到黃信介就是跟江洋大盜連結在一起，這個印象很難抹除，對在黨國教育下成長的人，很大的一個困難是，要去改變自己過去所信仰、認同的東西，等於要把自我認同的很大部分割除，這代人很難反省跟轉化的困難就在這裡，這等於是要否定一部分的自我。

對此她也指出，相信教師們不是刻意要去傷害二二八、白色恐怖受害者的後代，而是他們深信國家體制教導他們的意識形態，以為自己站在對的這一邊。

「二二八與白色恐怖不能簡化成族群迫害」

彭仁郁並補充，二二八跟白色恐怖其實不能簡化成族群迫害，直接區分哪個族群是加害者或受害者，像是二二八也牽涉到冷戰的背景，有外交、軍事的面向，而白色恐怖不只是國民黨政府對所謂本省人的壓迫，它對自由派外省知識份子的壓迫、甚至黨內內鬥的案例也不少。

如同受害者面貌複雜，加害者的面貌也很複雜。彭仁郁談到，加害者不會只是單一的個人，而是一整個體系，其中每個環節的人員都接獲來自上頭的命令，執行任務的人有些可能當下便感覺有問題，可是監視的人同時也被別人監視，知道自己要脫離這個體制可能會遇到的下場，很多人可能當下是不安的，但會用「依法行政」、「執行勤務」、「服從命令」來催眠自己，來說服自己的行動是正當的。

彭仁郁也提到，就她所知，很多調查局情治人員到死前才會把不安告訴家人，或許很多人是希望把事情說出來的，「但我們的社會要怎麼超脫善惡二元的對立，可以多元地談這件事情？我們應該怎麼接納這樣的見證敘事？怎麼開放一個空間，讓過去加害體制的協作者可以談這些事？」

「當可以理性對話時　就是集體創傷平復的時候」

基於如此的前提，彭仁郁認為，把白色恐怖簡化成二元對立的版本，本身就是黨國意識形態鼓勵下的結果，讓人們找到容易發洩仇恨情緒的對象，並有助於讓國家避開責任，另一方面從心理創傷角度來說，簡化敘事也讓受傷或受壓迫者，產生能保護自己的錯覺：如果今天不是說因族群或政治立場被抓，而是無論什麼身份，都會很容易被抓、被牽連，這會讓人無止境地處在害怕焦慮的狀態，把事情想得越簡單，就會越容易覺得保護自己是可能的。

「當我們無法進行複雜思考時，其實就是還處在創傷中的跡象。」彭仁郁指出，這是台灣社會可以用來檢視自我的一種角度，當公民社會可以平靜地進行理性對話時，也許就是集體創傷真正平復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