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 1/5 I was invited to write about my own bo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nytimes https://t.co/hqBh6hdUXx Three years in the making, the book came out and quickly became a best seller across Russia.“The End of the Regime: How Three European Dictatorships Ended”.
— Alexander Baunov (@baunov) May 8, 2023
為什麼俄羅斯讀希特勒而不是史達林，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蘇聯時期少有描述當時社會的大眾文學作品。俄羅斯出版了許多研究蘇聯時期的優秀學術書籍（也有很多造假的垃圾），不過學術書籍的目標讀者群非常小，而且向大眾揭露史達林惡行的風潮已經遠去。和一些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不同，蘇聯的黑暗過去對現今俄羅斯大眾而言不是基本常識，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們更願意讀外國歷史，而且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撐起納粹德國書籍銷量的人，都算是知識分子階層。
不只納粹德國，過去歐洲的獨裁政權歷史也成為俄羅斯人的借鑑。國際政策專家亞歷山大．鮑諾夫（Alexander Baunov）的著作《政權的終結》（The End of the Regime: How Three European Dictatorships Ended）已經好幾刷，這本書專為俄羅斯讀者而寫，講述西班牙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政權、葡萄牙薩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政權和希臘軍政府（Greek junta）的發展與垮台。這本書沒有直接提及普京，不過讀者都能從中找到連結，而且他們也希望普京政府垮台、或至少放鬆治理模式，鮑諾夫的書讓他們看到一線希望。
外資書籍必須明確標示，反吸引民眾閱讀「禁書」
克林姆林宮的新政策可能也在助長這股閱讀風氣，從而對政權產生不利影響。2022年當局修改了外國代理人法案，要求所有外資投注的書籍、文章等出版物必須清楚標示。許多優秀、暢銷的作者都被標示為外國代理人作品，鮑里斯．阿庫寧（Boris Akunin）、柳德米拉．烏利茨卡婭（Lyudmila Ulitskaya）、迪米崔．高佛斯基（Dmitry Glukhovsky）、迪米特里．貝科夫（Dmitry Bykov）都在其列，不過正如俄羅斯諺語「禁果格外甜」，外國代理人標籤正好吸引對普京政權不滿的讀者。
由於人們無法公開抗議，他們藉由不同的形式表達抗議，他們閱讀禁書以及對當局不利的書籍。乍看之下，這種形式的反抗對政權來說不痛不癢，對於持續一年多的烏克蘭戰爭來說尤其如此，特別是大多數俄羅斯人表達自己支持戰爭。然而反抗閱讀的效果不該被輕忽，俄羅斯公民閱讀的書將會形塑他們的價值觀，這點對俄羅斯的未來相當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