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n April 7, 1933. The Nazi Party came to power in 1933 and quickly began trying to control all aspects of society. This internal consolidation of power to remake Germany as a Nazi state was known as 'Gleichschaltung'. pic.twitter.com/EvLamxULmB
— Cowboy Tcherno Bill (@RudiGeerts) April 7, 2023
歷史學家尼古拉斯．斯塔加德（Nicholas Stargardt）著作《德國人的戰爭》（The German War: A Nation Under Arms, 1939-45）也在俄羅斯暢銷，俄文版書名譯作「動員的國家」。《德國人的戰爭》探討二戰期間的大眾行動，包括他們支持國家的情感動員，這本書會受到矚目，也許是因為俄羅斯人發現，自己和近百年前的德國人一樣動員了起來，因而產生共鳴。
閱讀推動反思俄羅斯的集體罪責
除了指認納粹德國與侵略烏克蘭的俄羅斯之間有何重疊，愈來愈多俄羅斯人與二戰期間的德國人一樣，開始思索集體的惡，以及他們對於俄軍暴行、當局政權的責任。就這點來看，哲學家亞斯培（Karl Jaspers）1945年的演講集《德國人的罪責問題》（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於絕佳的時間點在俄羅斯出版。
集體罪責與集體責任的問題，在烏克蘭戰爭開打之後，就立刻在俄羅斯社會引發關注，而且議論還沒有結束。罪責和責任的區別是什麼？如果一個俄羅斯人自認自由派、擁護民主、親西方立場、反對普京政權，這個人應該要對現況感到罪咎或是責任感呢？人們該不該、或能不能採取更多行動反對普京？德國作家托馬斯曼（Thomas Mann）在納粹德國期間流亡，他曾對美國政府加諸流亡者的限制而感到憤怒，曾在信件中寫，他比美國還要早開始與希特勒（Adolf Hitler）作戰。
《德國人的罪責問題》讓俄羅斯人罪責的議論稍微清晰了一點。一些人對俄羅斯整體的犯罪負有法律責任，還有一些人背負不同程度的道德責任。隨著戰爭持續，俄羅斯的孤立狀況愈來愈明確，這些反思和討論就變得愈發尖銳。有人認為，正如哈夫納所寫，獨裁者在佔領其他國家之前，就已經佔領了自己的國家；有些人則持反對意見，他們不認為俄羅斯人屬於受害者。
如果這樣的討論持續下去，俄羅斯公民社會的狀況可能比想像樂觀，至少留下的人和離開的人之間的隔閡並非無法跨越。目前在俄羅斯，任何形式的公開抗議都是違法的，在這樣的箝制下，閱讀也成為一種反抗。藉由購買納粹德國相關書籍，俄羅斯人將普京政權與史上最壞的極權政體並列而置。
蘇聯黑歷史非普遍認知 俄民眾傾向閱讀他國獨裁歷史
不過俄羅斯人選擇納粹德國當作比擬對象，是個有趣的選擇，因為普京的俄羅斯與共產蘇聯也有許多相似之處，尤其1940年代至1950年代初期，史達林（Joseph Stalin）統治時期，人們對潛在的叛徒、間諜和所謂「無根的世界主義者」（rootless cosmopolitan）疑神疑鬼，並對這些人進行迫害，這些行為與現在俄羅斯將異議份子貼上「外國代理人」（foreign agent）民族叛徒標籤的趨勢沒什麼區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