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父高戊昇先生在六男中排行老三，1937年從以台灣子弟為多的州立台北第二中學（現在的成功高中）畢業後，一度在同班同學林挺生（註：中山北路三段大同公司老董事長，前台北市議會議長）的家族企業上班。二次大戰結束後則追隨現在仁愛路福華飯店創辦人廖欽福董事長，參與營造工程，累積生意經驗，準備擇時自行創業當老闆。
無奈在國民黨政府播遷來台初期的1950、60年代，台灣內外環境交迫，「二二八事件」導火線所在的「天馬茶室」就在老家兩條街外，陰影籠罩全島。白色恐怖氣氛接著開始瀰漫，加上韓戰方酣，台海風雲日亟，政治、經濟、社會一片困頓不安，戊 壹昇先生雖然勉力隻手創業，但生意長期不見起色，幾無任何收入。生母秀枝女士則靠著洋裁手藝，上班貼補家用。夫妻二人除了在老宅陪侍、奉養我的祖父祖母，竭盡孝道之外，還要餵養連續出生的五個兒子，經濟負擔與身心壓力可知。
戊昇先生在1959年成立柏油鋪道公司，承包小型民間工程，直到1970年代生意開始好轉，穩定經營，至1983年退休。
排行第五的我在1953年5月誕生後幾個星期，生父生母雖然不捨，但基於手足之情與經濟因素，還是把出世未久的么兒，送給結婚三年仍膝下猶虛的五叔高世暉先生與五嬸高陳愛雪女士撫養。我的童年就住在台灣大學附近公館蟾蜍山的台灣省農業試驗所宿舍，小小後院又養狗、養鵝、養雞和幾隻兔子，也喝了幾年試驗所生產的新鮮羊奶。
到了快進入小學就讀，我和陸續招來的三個弟弟才搬往台北市北區重慶北路三段蘭州街、昌吉街交口的「台北市家畜屠宰場」圍牆外一批新蓋二層水泥樓房，即一般通稱的「豬屠口」。
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到大學二年級，除了禮拜天和公休日外，每天凌晨四、五點鐘我們就被屠宰場傳來豬、牛淒厲的哀鳴聲，鼎沸的嘈雜聲，刺耳的吆喝聲吵醒，而空氣中已飄著濃厚的腥臭味。
所謂「入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將近二十年住在「豬屠口」的日常晨昏，竟是我的童年、少年到青年階段，最主要的生活軌跡。
「豬屠口」除低矮的柑仔店、茶室、武俠小說、四郎真平租書店、人力三輪車招呼站、飲食攤和小市民的住宅外，不乏從台灣中南部北上謀生的外來人口。他們的「海口腔」特別明顯，男人在巷口或小吃攤聚集講話的嗓門很大，隨時夾雜著問候別人女性長輩的語助詞或形容詞，直白而露骨，我們小孩子聽到，偶爾也跟著琅琅上口，當然回家時也常常挨罵。
「豬屠口」因為濃厚庶民背景和特殊行業，周邊宮廟密度之高恐怕是台北之最，地下賭場和幫派兄弟共生，我們小孩子放學時突然看到街頭械鬥，有人手持刀棍叫喊追打，有人則抱頭倉惶躲入巷尾逃竄，也不是陌生的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