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長廷本該告我，卻托詞不告我，反而控告內人嘉君。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不得不，我寫下這份證詞，紀錄親身經歷，對歷史交代。為慎重及負責起見，我還特別請法院公證人到寒舍為我的證詞完成公證程序，作法律性的正式宣示：「本證詞如有不實，本人願負刑法上的偽證罪，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美麗島事件蒙難者的證詞
本人於1962年6月16日被捕，1964年4月1日被判處無期徒刑。蔣介石過世後，經減刑為15年，於1977年6月16日出獄。年輕時代反抗強權與切身蒙難的經驗使我對於「白色恐怖」有異於一般人的深刻理解與敏感度。
1977年出獄後，我並沒有被打倒、墮落、摧毀，我不像很多出獄的政治犯那樣，淪為乖乖牌的順民或掌權者的眼線，我繼續為反對蔣家獨裁統治，為結束台灣四百年來的外來殖民地命運而奮鬥。那是一個「匪諜就在你身邊」的標語橫行的時代，但是做為一個被囚禁了十五年的政治犯，我深切知道「特務一定在你身邊」才是事實。雖然我找不到一張具體的文字證據，但切身的經驗證實不論牢中牢外，都充斥著特務，否則那個時代就不配叫做白色特務統治時代。近年、近日出土的檔案皆都一一佐證了我當時敏銳的判斷力，證實了我當時的懷疑都為真，檔案將只會證實有更多臥底特務浮現，更令人驚訝的爪耙子出現，遠多於當時人們的懷疑與想像。
我在美麗島時代（1978-1979）因為擔任美麗島政團的總幹事，即現代慣稱的黨秘書長，我有機會接觸太多特殊人士，包括雷震案的辯護律師梁肅戎。在第一次見面時我讚美他，當時敢於擔任雷震的辯護律師的勇氣。他卻直截了當地說：「我哪裡敢，是蔣介石親自指派我去幹的........」。
當我再次被捕時（1980），我立刻意識到，我們的辯護律師也絕對是蔣經國所掌握的人，絕對不可能是所謂「真正」的、正常的辯護律師。基於過去15年的受難經驗，基於對時代真實的認識，所以我在美麗島軍法大審中，我的作戰策略與所有的被告有很重大的不同。我只想從律師處得知外界「真實」狀況，以利我做判斷，但我絕不透露自己的訴訟策略及辯護內容，也不回答律師的提問。我對美麗島辯護律師是國民黨安排的特務一事，深信不疑。這項認知早在美麗島軍法大審審理之前，我就已形成心證。
美麗島事件我又再一次被判處無期徒刑。往後的人生，無論在獄中（1980-1990），或獄外，我就如看戲一般，觀察著這些辯護律師展開他們的「從政」生涯，看著他們熱衷選舉，看著他們在我無限期絕食時，不敢宣布組黨，又在我說已服海外許信良在海外組成「台灣民主黨」遷黨回台時，在蔣經國授意下快速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以阻止許信良等人的「台灣民主黨」返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