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該書中，朱教授也探討：「民主為何讓台灣民眾失望」。他指出：「變形民主耗損台灣治理品質」，「政黨利益糾葛延宕社會發展」，「媒體是政治損耗的重要推手」，「台灣是富豪的樂土」，同時希望大家能夠反省：「台灣距離民主崩壞還有多遠」？
為了確保自己論述的正確性，朱教授利用他「中央研究院院士」和「蔣經國基金會執行長」的雙重身分，不斷地和國際政治學者交流意見，召開國際學術研討會，並出版論文集《西方中心世界的式微與全球新秩序的興起》，其中文譯本於2020年由台大出版中心出版。
中共的「體制摸索」
然而，他的觀點卻得罪了政治立場不同的當權派。2021年，和他同為中研院院士的朱敬一出版了一本書《維尼、跳虎與台灣民主》，直接點名批判朱雲漢，說他常發表極端歌頌中國共產黨的言論，「非常嚴重的誤導讀者」。朱雲漢2012年在台灣大學的一場演講中，認為中共的經濟成長模式在美國是資本主義和西歐式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之外，開創出了第三條道路。「他會逼著第三世界所有國家的政治菁英重新去思考，怎麼樣去平衡正當程式、維持國家治理能力、取得最好發展結果」，朱雲漢認為，中國經濟的崛起得益於中國的政治體制。
「中國共產黨這個體制摸索奮鬥三十年，這三十年並沒有白費。很多人以為中國一九四九年到改革開放，三十年都浪費掉了，是完全黑暗時期。這個認知本身就是錯誤的……反而可以說，中國這個時期以高昂的社會代價—很多人因此而犧牲—去建構了改革開放的基礎，這個基礎讓其他國家沒有辦法去模仿……另外，中國完成了一場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因為他把私有財產權，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資本集體化，不是國有就是集體所有。而這個龐大的集體資產，大部分是國有資產，是中國後來三十年快速發展的資本。」(頁184)
這個論點，引發了朱敬一的高度不滿。他說：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這三十年間所推動的土改、鬥爭、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大躍進、土法煉鋼、文化大革命，加總起來人民死亡至少六千萬人。以大躍進為例，毛澤東要求農民「密插秧」，聲言「膽量有多大，產量有多大」，逼著各地只好謊報生產數字。中央以謊報數字抽糧稅，於是人民剩下來的糧食不足，卻又在高壓體制下不敢言語，乃造成四千萬人活活餓死。這種天怒人怨的暴政，就是朱雲漢口中的「體制摸索奮鬥」？(頁185)
為中共「擦脂抹粉」
因此，他認為：朱雲漢的說法是為中共「擦脂抹粉」、「論述蒼白且錯誤百出」、「明白悖離人本精神」，「豈止是令人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