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所說的，英國政府或在香港的英國商界，也許並不完全反對中國的這種約束。二次大戰後不久，若港督希望給香港帶來某種程度的民主，一定會受到英國政府的奚落。隨著歲月的流逝，形成這種態度的原委漸漸變得薄弱。
在一九四○及五○年代，有人擔心國共之間的鬥爭可能會在香港自身的政治舞台上演。再來是對中共在文革期間和後續的政治風暴轉移到對香港的擔憂。當時存在一種高傲鄙視的假設，認為香港人對政治不感興趣，只喜歡賺錢。當時的確有很多香港人感到焦慮，認為民主政治將無可避免造成更多的福利支出、更多政府干預和監管，甚至提高稅收。（儘管香港的稅收已經低到極點，但他們認為加稅是連想都不該想的一件事。）
如果民選政治人物能干預市場力量的自由流動，那麼，治理這個全世界最自由、最開放的經濟體之一真的有可能嗎？然而，當教育發揮其良性作用；當男性與女性都加入專業人士行列，在大學學習卡爾．波普（Karl Popper）和其他「開放社會」理念倡導者的作品；當社區在報紙和電視上看到南韓和台灣及世界各地正在發生的事情；當香港人受到鼓勵做出自己的經濟決定；當上述種種條件都已經成熟時，如果還有人堅稱香港的人民不該享有發言權，不該關心那些深遠影響大眾生活的重大議題，那無論如何都是站不住腳的。
接著，人們聽著九七大限的倒數時鐘，一邊經歷了令人不悅和憂心的事件，想了解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及周邊眾多的屍體，到底對他們馬上要看到的未來提供了什麽啟示？他們的要求出人意料，但並不過分；舉止驚人，但頗為克制。他們未來將何去何從？
到了一九八○年代中期，當時能夠確保香港人未來幸福的基礎、及可以提供全面保證並讓大眾滿意的配方看來都找到了。當英國開始與北京就香港一九九七年之後的前途進行談判時，鄧小平端出了先前已向台灣推銷過的一個鼓勵台灣與中國大陸統一的提案，口號為「一國兩制」。香港九十九年的租約期滿後，將再次成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中國對其享有主權。然而，中國將允許香港在外交和國防以外的領域都享有高度自治，並允許香港保留現有的生活方式，以及政府和社會運作的方法：資本主義、財產私有制、法治、隨開放社會而來的各種自由（新聞、集會、宗教、查詢）、政治中立的文官體制，以及政府對立法機關的問責制。事情果真照著這個方案發生了，一切都在英中之間的國際條約中寫得非常清楚。一九八五年《中英聯合聲明》（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送交聯合國進行登記，其主要承諾成為香港實質上的憲法：全部條款共一百六十條，外加三個附件，由中國在一些香港公民的參與下起草，稱為《基本法》（Basic Law）。
這個方案的精妙之處，在於兼顧了英中雙方在政治和道德上的窘境，而且表面上滿足了香港市民的需求。不同於英國其他殖民地，香港成為獨立國家自此至終都不是選項，英國人正因如此必須面對道德上的難堪。而他們在政治上的尷尬之處，是不得不重溫當年大英帝國獲取香港那段不光彩的歷史和手段——儘管這個城市如今已發展為一個繁榮的國際都市。對中國來說，政治上的尷尬之處是提醒了世人，中國多年來遭受各國「不平等條約」的煎熬（這種說法不能說不合理），但也提醒大家一個事實：當年大多數的香港公民，其實都是逃離現代共產主義暴政的難民。（這件事必定讓大家停下來思考一下，但那些最為無知、意識型態守舊的中共黨人除外。）
除了身為英國殖民地所須面對的「九七大限」，香港這個城市第二個重要的決定性特徵，就是它是一個由難民組成的社會。一九九二年我到港赴任時，香港人口為五百八十萬，居民來自世界各地，有伊拉克、南亞、美國、澳洲、加拿大、紐西蘭、日本、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非常具有國際大都會的特色，只要看看香港的多所國際學校就知道了。然而，香港的人口除了極少數原有居民的後裔外，主要來自中國其他地方。第一、二和第三代難民是國民黨軍隊及官員的家眷，以及一九四九年中共接管中國大陸後逃離上海的商界領袖的親屬，而當年也是這些商界領袖將成衣及鐘錶製造等產業帶來了這個英國殖民地。他們的先祖當年以游泳、藏匿船上、和爬越鐵絲網的方式到達此地，逃避中共對地主的迫害、大躍進、大饑荒（甚至發生人吃人的慘劇）、害死千千萬萬人的政治操作，以及現代中國無所不在、對任何異議人士進行鎮壓的恐怖和殘酷。一九七○年代，湧入香港這個大英帝國主義壓迫下最後堡壘的移民人數如此之多，當局因此推出了「抵壘政策」（Touch Base Policy）。只要有辦法越過邊境到達市區，找到肯收留的親戚，就可能獲得香港政府核發的香港身分證。這些人來到香港以前，一輩子受了「愛國必先忠黨」的觀念洗腦，這就是中國版列寧主義式「黨國同體」的致命教義！
這座由難民建立的城市，一切確定的事情有終結的一天，雖然人民接受了統治者對其未來所做的承諾，但對此卻不容置喙。這座城市有一個大部分時候都立意良善的政府，但在倫敦的殖民統治者經常給人一種印象，就是他們認為對中英貿易及解決當今迫切問題的全球夥伴關係而言，這個地方只是鞋子裡一顆令人渾身不舒服的小石頭、一個分散注意力的雜念。不過，這個非凡之地、帝國奇葩，還得面對另一個無法逃避的現實。
事實上，當年中共迫使如此多的商人階級離開上海，和一波又一波的難民逃到這些中國南方的島嶼上，所以在某種意義上，香港可說是中國極權主義的產物。他們擠到貧民窟和臨時安置所，但不久之後，這些地方卻演變成高樓大廈、舢板和龍舟比賽的海港、普通法法院及隨之而來的各種自由，並擁有曾被譽為「亞洲最優秀」的警察隊伍。但那是過去的事情了。這些人逃離了共產中國，後來卻協助中國勇敢向全世界市場開放，幫助中國實現真正的、迄今仍持續大步向前行的經濟發展。那麼中國給予他們的回報呢？ 由中共執政的中國現正著手逐漸摧毀他們的生活方式，其自由一項又一項遭到蠶食，許下的諾言一個又一個遭到違背。
諾言遭到違背，激起了全世界的憤慨和爭論。這促使我出版這本我在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七年擔任港督期間所撰寫的日記，看來我的這段經歷值得在這個時候公諸於世。我在〈前言〉後面補充了簡短的說明，列出了為香港官員日常運作提供基礎支援環境的主要機構和安排。在日記末尾，我加了一份參與香港治理的主要官員名單，以及倫敦和北京關於香港主權移交的政策。最後一篇短文簡要地介紹香港近兩年發生、最後證明是完全摧毀自由社會的事件。
本書並未使用任何政府檔案中的材料，無論是保存在邱區（Kew）的英國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或那些與其他殖民地文件一起存放在他處的檔案。我也未使用任何私人信件與通訊的内容。我偶爾會從内人穎彤精心保存的日記中，對一些事件的描述、日期做交叉比對。我們兩人都打算把原始日記本及其他材料送交牛津大學的博德利圖書館（The Bodleian Library）保存，未來將毫無保留地提供給有興趣研究的學者。我自己的日記材料主要是錄音文字稿和一些大習作簿，每天晚上我都會在上面寫下擔任港督最後階段所發生的事情。因為要出版成書，我必須適度刪減日記中的千言萬語（最後減少了數十萬字），因此一些地方必須重新編排。日記中有些段落記錄了我在受到挫折的情況下所說、所做的事情，事後回想起來是不太恰當的言行，不過最後還是予以保留，並未刪除；因為這些事情忠實反映了我們在經歷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事件時，不時浮上檯面的緊張局勢，即使可以回到那個時候，我也不會做任何重大的改變。在本書中我唯一自我審查的地方，是在某些地方避免使用真實姓名，尤其針對那些仍然在香港的人，很可能會因為這個殘暴的專制共產政權而受苦，就連我心愛的城市都被戴上了手銬腳鐐。
＊作者彭定康（Chris Patten），前香港總督，現任牛津大學校監。本文選自作者著作《香港日記》（黑體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