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1998年負責審理補償事宜的「補償基金會」根本不應以民主時代制訂的「現行法律」，回溯並苛責這些在威權時期為台灣民主運動做出奉獻的人，說他們使用暴力，觸犯內亂外患罪確有實據，而不予補償。
而時至今日，吾人強調轉型正義的時刻，「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也實在不應遲遲不平反這幾位年輕人。今日的國家人權博物館更不應沿襲補償基金會的錯誤「判例」，不予錄名。
再以同樣不被錄名的吳石、聶曦、朱諶之、陳寶倉這四位中共派來的「間諜」來說 :
這四位的犧牲，是因為他們參與了50年代左右那場由中共領導，兩岸人民一起投入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他們雖是中共派來的情報人員，但這場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在於推翻壓榨人民的國民黨反動政權，此人民包含當年的大陸人民與台灣人民。因此這些人雖說是中共派遣來的「間諜」，但他們的犧牲多少還是有為台灣人民犧牲的成分在，他們可以說是台灣民主運動的第一批烈士，我們不應跟隨補償基金會的不當「判例」，將這些人視為「間諜」，視為敵人，視為有暴力行為，而不予錄名，除非我們認為他們當年對抗國民黨的革命行為是錯的。
結語：轉型正義的最後一堂課
台灣這幾年在針對白色恐怖的平反工作上，做了不少事，值得吾人肯定，惟仍有一些門檻難以踰越：
1. 白色恐怖處理的對象是政治案件，但平反的工作卻停滯在司法層面上，只關切受難者當年有無受到刑求、不當關押、上級有無干涉司法審判等等，以此作為平不平反的依據，不能拉高到政治層面來思考，如此就不能理解各個受難者的所為，在民主政治發展上所具有的意義，也就會造成前述的荒謬現象。
補償基金會成立時，還處於國民黨威權統治的遺緒裡，國民黨為了維持其統治的合理性，不願去碰觸由其一手製造的白色恐怖政治，這是很自然的事，但今日吾人推動轉型正義，目的即在於糾正國民黨不情願面對的歷史事實，當然也就不應跟隨其後，重蹈補償基金會的錯誤。
2. 政治層面上的思考，必須排除當前反共反中政治正確意識形態的干擾，回歸歷史原點，客觀地認識各個案件、各個受難人所處的時代背景，才能真正達到如促轉條例所楬櫫的：「還原歷史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
或許這是當前台灣轉型正義的最後一課。
＊作者為70年代左翼政治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