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對老師的設計感到疑惑，有天忍不住課後問老師：「負責報告的同學選擇的思想家與文本是他喜愛的、親切的、花最多時間掌握的，這位同學或許是最能夠內化這樣的思想的，由他來辯護難道不是更深刻？難道倒過來操作不是更好些嗎？」老師這樣回應我：「印度學生比較順服，要內化承繼或深刻闡發他們所愛的大師（Guru:思想導師）的思想，這是他們擅長的事，但要他們批評比較難。難道你不覺得嗎？」我說：「在我們的國家，批評好像沒有那麼困難，好像比辯護容易得多。」
這個「批評所愛」與「為他人的選擇辯護」的練習並不容易，印象很深的是負責報告與「批評」Phule的女同學，她自己出身於低種姓家庭，從小看著Phule的照片如神像般的掛在牆上，她報告的時候說：「批評Phule好像在進行思想犯罪」。
這是一堂很好的「民主課」，政治思想是在每日不斷地對話與思辨練習中發生的。思辨與正反意見的表達都是思考與討論的「過程」，並不需要有立即的結論，而是讓想法充分的發展。思想充分的「表達」不等於充分的「發展」，表達之初總有不足，都是透過討論，而更加完善充分，既有的想法也會產生轉化與新生。相互衝突的想法不只在於彼此之間，更是內在於個人，「進行思想犯罪」的同學，也很訝異原來自己也有對偶像有這樣的批評聲音。民主並非只是「尊重」外部的「他者」的「表達」的權利，而是允許「內在」相互矛盾與衝突的聲音也能獲得充分的「發展與轉化」的空間。主體的核心正是分裂，精神分析的技術，不在於縫合這分裂的痛苦，而是在提問辯證的對話空間中，直面這分裂的核心。因此，精神分析的思考，也從來不是固定的理論體系，而是「變動不居中的思考（thinking in motion）」。
開放式對話與開放式行動
筆者（柏瑋）多年在台灣推動「開放式對話」(Open Dialogue)。開放式對話是來自芬蘭的社區精神危機處遇模式，當精神病患進入危機狀態時，我們先不預設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參與危機處理的團隊成員，是來自不同醫療與助人專業背景。大家會一同「入家」到病患家中與家屬與友人組織民主的對話，讓每一個成員之間與個人內在的多重聲音都充分表達，不以專業自居，認為我的學識與經驗比你更懂你的狀態，而是先好奇、了解、消化、確認、鼓勵不同意見、對話、再深化。負責對話的成員並不急於得出「結論」，而更強調聲音被充分聽見的「過程」的「療癒性」。最難能可貴的，這是一種以精神病患為中心的「民主課」，相信即便再瘋狂、失序，都是我們社群中的一份子、都具有值得傾聽的道理與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