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蹊蹺之處，除了血跡斑斑之外，也滑稽到甚至要叫卓别林也噴飯的程度，也成了一部部令人窒息與落淚的卡通連續劇。
自從在第十九至二十章分別回顧了四〇至六〇年代各方文化人被糟蹋及虐殺的案例，我尤其心神不寧地被纏繞在與楊渭溪老先生（被捕時六十四歲）在景美看守所那場異樣不類的邂逅，其點點滴滴之縈思中。同時，我也愈發不解當局煞費周章地在白克被殺多年後，揪出他的演員，殷實有才的演劇人來對付，到底是有什麼必要呢？這樣的魯幹、瞎幹真的對蔣氏父子有益、或有助嗎？猶有進者，十八個特務單位爭相拚功，以維持自身存在必要的製造事端，以虐民為己任，搬這些石頭到底是砸到了哪一位主子的腳，還迫那腳的主人忍痛而不吭聲呢？
國民黨在六〇年代前後，自蔣介石抵台之日起的搜捕及屠殺，其中直接牽扯了逾十萬受害的百姓，這些血腥與其「肅清反共基地」的「成效」相比，又是怎樣的危機下的恐慌行為，只受到小腦投射所促使的呢？其「過份」又是到了什麼程度的「超殺」（overkill）？其不成比例的造業，除最終為自己埋下被逼退出歷史舞台的終結，又能有其他後果嗎？
蔣氏父子竟全無自知之明，只能任由其手下惡棍競相投入明為「獻忠」，實則挖牆腳、掘墓穴的行為嗎？
其中蹊蹺之處，除了血跡斑斑之外，也滑稽到甚至要叫卓别林也噴飯的程度，也成了一部部令人窒息與落淚的卡通連續劇。
要理解這些近乎超現實的悲劇，似乎要求各輩之倖存者及後人有更冷靜與理智切入歷史真實的能力，有能力進行異於國共黨爭或藍綠對峙的二元化閱讀，才可以避免為了羅織罪狀而誇大暴力血腥的「功用」或「效能」，或只見到它企圖「噤聲」及製造恐怖的行止，卻見不到它們的有限性及反作用促生能力了。如此，除了產生為公務員惡棍之愚行辯解與增能的效果外，只能造成遺屬之楚囚對泣局面，忘卻先人們的理想主義及人格立身。是故，我們必須要針對各式特務們（特別是在文化事務方面）「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特異功能有所解構。
為了踐行以上的認知，首先需要確定進一步讀史的策略、位勢及政勢（politics），下面幾篇只好跳躍時框，縱走式地回顧幾個巨大且突兀的文化屠夫們戕害人心，泯滅是非的意識錯殺、超殺案例。
一九五一年九月，國民黨中常委、蔣介石官邸出身的王惕吾接任王永濤創刊的《民族報》，一九五三年邀了《經濟時報》的范鶴言、《全民日報》的林頂立組成了三報的聯合版，集中辦公及出刊，四年後正式改名《聯合報》沿用至今。
林海音和先生夏承楹（筆名何凡）一九四八年回台，她是一九一八年在日本出生的頭份客家人，四歲隨父到北京，在那兒住了二十六年。從廠甸附小讀到春明女中，十七歲畢業進入北京新聞專科學校，隨即去到《世界日報》當記者，她的這個背景和出身端被視為是有代表性的「半唐山外省人」（俗稱為「半山」）。她的丈夫夏承楹任「國語推行委員會」委員、《國語日報》社長，因此她順理成章地於次年（1949年5月）被聘為《國語日報》編輯，並主編其週末版，直至一九五三年受聘為《聯合報》副刊主編，並開始兼任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世新大學的前身）的教師，時年三十有五。
林海音接掌「聯副」時，何凡是總編輯及主筆，當時的「文壇」上（如果真有所謂文壇的話）正是反共小說的全盛時期。蔣氏父子著陳誠重奪台灣為「反共基地」後，「痛定思痛」之餘，除了強化武力，殺戮「共諜」之外，得出結論認為是「宣傳太差」乃至於「失去民心」，一敗塗地，眾叛親離至如斯田地。而今補救之道就是把握重建宣傳機器，強勢推行「反共文學」與「戰鬥文藝」。此「反共文學」與「戰鬥文藝」顧名思義，講的就是共產黨之壞以及反共之無可爭議，文藝為此而生而行，事必以給最終的反攻滅共目標作出思想和宣傳上的貢獻。
當局在強推出成群「反共文學」的作者之時，密切管治其（政工）隊伍務必切實呼應政策的一言一語。為了維持這個文藝（政工）隊伍，有黨部、有組織小組、有政工學校，在行政命令下發放獎金及稿費，促其佔領文字區塊，也試圖產造此一特殊文字區塊的讀者群。於是國民黨掌控的官方媒體和文學雜誌遂紛紛以「反共抗俄」作為優先題材，爭取官方支持這類作品。
然而，短短幾年下來，文壇周邊的有志之士對此風氣已深深感到不耐，對作品的制式及貧乏更是有目共睹。除了在在對此種文風的敗壞無言以對，更感到其布爾什維克文藝政策下的苦悶，以及其結構性地對省籍結構所固有的姑息與暗助。
在此之際，林海音以她特殊的出身與人脈出掌「聯副」，遂有了尋求出路的機會、必要及可能。
作為一個回歸台灣祖家的客家籍貫文化人，林海音和夫婿可說是無黨無派、無宗教信仰的自由職業者。林海音的北京成長經驗令她在文學方面眼界較高，識見較廣，心胸也較開闊。她自認是個「自由派」，而在反共大業及白色政治下，她恐怕最在意的是她自己投身文藝的純粹與初衷，她自稱對政治「不感興趣」，執著副刊以其「文藝」為理念。當然，其編輯方針必與一切皆以服膺黨國需求為原則的偽文藝宣導，在旨向上頗相不類，不少論客在多少年後稱她「將副刊由服從國策指導的附屬地位，提升到強調創作自由的發表場域，她藉由引渡現代詩、翻譯西方文學作品，進一步重塑本土的純文學範式，來反抗國策的主流書寫」云云，這個評說倘非別有所指的溢美之詞的話，也不免是歷史的倒證，論者無非是事後有先見之明地在自封孔明吧！
無可諱言的是，林副刊主編確曾採用了大量寫作新手的作品，也為他們在寫作生活中打開了發表之門。他們中持之以恆者終有不少日漸成就了文名，林副刊主編當然算是盡到了一個好編輯的責任。在她這個盡責中，特別可以注意的是，她鼓勵停筆多年的日治時期作家重新寫作，也幫他們提升中文書寫的能力，這些皆可說是她的敬業表現。至於黃春明說她「在文壇像一個慈母，為作者改稿子，寫信鼓勵他們，也常常約大家一起吃飯，充滿母性的溫暖⋯⋯」斯情斯景就不足為外人道了！
在林海音任副刊主編這段時期內，從一九五二到一九六一年，被蔣介石逼迫擔任「立法院長」的張道藩，始終不肯放棄他自任為文藝總管的身份職責，不甘心只作為官僚的他，畢竟拋不開作為文化人的出身，在「反共文學」與「戰鬥文藝」的施虐下，他未放棄對其中被糟蹋的詩人、畫家、作者表示同情，他更不同意將他們的創作加以牽強附會的指控。他遂於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由其一干愛將，召開了「中國文藝協會」主持的，企圖破譯現代詩、現代畫有無秘藏玄機或暗碼的一連七次研討會。會後「中國文藝協會」將發言紀錄發給了國民黨中央黨部、教育部、新聞局，甚至行使意識形態公安職能的「警總」等單位，供其「參考」！
他們提出這有份量的記錄，表明了張道藩這個國民黨元老，歷來的文藝活動領導人，終於挺身為現代藝術和藝術家的辯護狀背書。回顧這段公案，若干文藝史家後來發現六十年代初當局對「現代藝術」的短期寬鬆，這份文件似乎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就在這「寬鬆」聲中，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聯副」刊出了一首題為〈故事〉的詩歌，作者署名「風遲」，詩歌諷刺一位「愚昧無知」的船長，漂流到一個小島上，滯留十年，財富慢慢用罄，被一位美麗的富孀吸引而流連忘返。
豈知警備總部「當局」一見，勃然大怒，認為此詩「影射總統愚昧無知」。其實，報社編輯部本來就有警總的線民，報館又有「人二室」，對所有工作人員都在暗中做偵防調查，編輯同仁每天工作都十分小心，不然就會被捉小辮子。
警備總部「當局」立即將作者王鳳池以「叛亂罪」收押，認為其筆名「風遲」乃「諷刺」之意。報社上下大為恐慌，如地震海嘯來臨，層峰令社內「自行解決」，卻不准林海音為此負責提出辭呈，相反地，要在勒令辭職下立即交出副刊編輯位置。
林海音匆促離開報社，辦公桌上還擺著幾篇待發的七等生的稿件。
好在林海音及夫婿在「二二八」之後才來台，且在大陸時也從未有任何「通匪」的交往或前科，十年的編輯成就既因她登稿的出發點不是政治與文學的共相關係，又憑著她與作家們的公開合作與親和，她在文壇上成為了有極高知名度的女作家及編輯。她和夫婿立即在勒令去職下避禍走人了事，結束了「聯副」的十年歲月。
林海音本人對此事至死都諱莫如深，從未公開提及，唯一私下言談中所及的，是對鍾肇政談到了「吞下眼淚是什麼滋味」。
她的夫婿何凡也只有「在那個時代，這種事可大可小，能平安解決就很好了⋯⋯」寥寥數語言及。
揆之當年的蛛絲馬跡，林海音被迫離開「聯副」消息傳出後，文壇及新聞界才真是感受到了大地震的震波，她的作者及文友紛紛自問：「是我惹她闖禍的嗎？」連遠在香港的徐訏也來信詢問關不關他的事。幾乎每一位聯副的作者都如拷問般地質問自己的文字與作品，生怕是自己的不經意，在白色恐怖的年代為林海音帶來了政治災難。
別的不談，自此之後台灣的報紙副刊一律謝絕刊登任何詩作，自我審查及噤聲竟達十三年之久。一九九九年由官方出版的七大卷《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錄》中，也竟連王鳳池的名字也找不到！？
三十六年之後，林海音的女兒夏祖麗為了給她作傳，自澳洲回台搜集資料，以便撰寫《從城南走來》，她悉知當年「船長事件」中的作者風遲，一心望能親自向「林先生」致歉，祖麗遂要求與王鳳池見面。
祖麗與王鳳池見面，王立即負荊請罪。
原來當局始終找不到他有任何與「共匪」有關的紀錄，但仍關了王鳳池三年五個月，五年後王鳳池才到中學教國文至一九八八年退休。
祖麗問他為什麼會寫那首詩，他答：「我少不更事，不知避嫌呀！」而此詩之啟作則緣於「當時讀了古希臘荷馬史詩《奧德賽》有感而作，豈知，連累『林先生』去職，坐牢三年，三十年來自感罪孽深重，午夜夢迴時仍望有所補過」。祖麗回他，母親從來沒有怨恨過他。「唉！」王鳳池嘆了一口氣：「我對不起林先生，百身莫贖啊！」
然而，這真是王鳳池的罪過嗎？
儘管如此，世事畢竟難料，歷史中也不至於被一干公務員身份的文藝加害者，以他們的血腥之手加以扼殺，或予以阻止或改變。
林海音退出「聯副」後竟意外獲得了自由之身，不久後就成立了她的「純文學」王國，幾年來雜誌出版蒸蒸日上，成為台灣文化界的明星與出版重鎮。林及夫婿都一再向友人表示，倘非一九六三年的「飛來橫禍」，他們是不會有自行創業的想像和機會的。在這個詭異的歷史時空轉捩點上，國民黨特務的無聊舉動竟也顯得不再是那麼百分百的無聊了！
而台灣的文學也就此「純」文學了起來，在壓制持續下走上了標榜「為藝術而藝術、為文學而文學」的「純吃茶」之奇幻美學之路。
＊作者丘延亮，綽號阿肥，是一位台灣社會學家、勞工運動者，中研院退休研究人員。本文選自即將出版的新著《台北之春─六十年代的章回人文誌》（唐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