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包括許多（如果不是大多數）菁英，一直都忍受著生活在中共黨國造成的「中國次優化」下的不幸。人們秉持「吃苦」或「認命」（amor fati）的傳統，將這一無奈而必須的「忍受」昇華為「美德」，就像從前在秦漢政體帝國統治下的祖先們一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階級，即黨國幹部，卻實實在在地擁有相當高的生活水平，享有社會地位、權力、財務穩定、配給的各種特權和奢侈品、額外（通常是灰色或黑色的）收入，以及所謂的「特供」。
然而，作為交換，他們也必須以獨特的方式忍受「中國次優化」。僅舉一例：要同時表現得像一個小暴君（對下屬）和一個馬屁精（對上級），似乎得付出沉重的心理和生理代價。中共的堂吉訶德式政治運動和殘酷的權力鬥爭（現在大多以「反腐敗」的形式進行），無情且永無休止地傾軋著。據報導，有許多（如果不是大多數）中共幹部嚴重依賴安眠藥，並患有與壓力和恐懼相關的各種神經和精神障礙。毛澤東本人和他的高層同僚們，都十分依賴大劑量的進口安眠藥。在2010年代，政府報告稱「76％的公務員」和「高達98％的高級領導幹部」患有身心障礙問題，包括人格分裂、焦慮、抑鬱症和高自殺率。
一名普通的中國勞工必須面對的痛苦，包括惡劣的工作條件和長時間工作，即所謂的996（每週工作6天，早上9點至晚上9點），以及低工資（有些還被遲付和拒付）。中國的勞動參與率顯然是全世界最高的，達到76％，遠遠超過美國（65％）、日本（58％）和印度（55％）；這反映出中國更多家庭成員需要工作的事實。工作安全的防護也普遍不足，提供中國70％以上的能源供應的煤炭工業就是明顯的血汗產業。 2000年代中國煤礦業工傷死亡的官方數字，在每百萬噸煤炭就有1.2到6人之間，是印度的2倍，波蘭的3到15倍，美國的120到150倍。中國的煤炭產量占世界的37％，但煤礦業的死亡人數卻占全世界煤礦業死亡總人數的70％。此外，每年還有數千起煤礦工人染上塵肺病的病例數字被低報。以37億噸的全國產量水平來算，16中國每年都有數千名煤炭礦工在工作中喪生。
不令人意外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實際生活水平仍然很低，正如以恩格爾係數（Engel Coefficient，衡量用於食品的收入比例）進行國際比較的結果所示。2011年，中國官方的恩格爾係數，在城市地區為0.38，農村地區為0.43；由於通貨膨脹，此一數字比起2010年實際上上升了3至6％。全國恩格爾係數則為0.4（高收入為 0.29，低收入為 0.48），若以恩格爾係數衡量中國實際生活水平，那麼中國仍是典型的發展中國家，其生活水平與1890年代美國城市人口的水平大致相同，而且還需要四十七年的「快速經濟增長」，才能達到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裡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0.15）。
一名普通中國勞工面臨著世界級的政府壓榨。除了增值稅、營業稅等17％以上的不透明、高額間接稅（占政府稅收總收入的60％）之外，所得稅負擔也高於許多國家的人民。所有個人收入稅按月徵收，從455美元起分為七個等級，包括收入超過5,384 美元的30％，和收入超過12,307美元的45％。相較之下，台灣的個人收入為每年按五個等級徵稅，其中最高稅率為40％，即年收入超過162,857美元（相當於每月13,451美元）；在美國，個人收入每年按五個等級徵稅，其中最高稅率為37％，即年收入超過539,900 美元（相當於每月44,992美元）；在印度，個人收入也是每年按六個等級徵稅，最高稅率僅為30％。由於稅前扣除額很少，沒有遺產稅或贈與稅，也沒有房地產稅，所以中國普通勞動人民的納稅負擔可說是不成比例地沉重。此外，中國雇員和雇主還承擔著世界上最重的工資稅──共計有六個稅種，加起來占工資的40至50％（在某些城市為66％），「高於德國、韓國、日本或美國」。但養老金和醫療保障只覆蓋部分人口，不僅嚴重不足且地區差距巨大；此外，約有1,000萬至2,000萬名中共幹部基本上不繳納工資稅，但他們享受的養老金和醫療待遇卻是平均水平的兩倍。據報導，到2010年代中期，數萬億的人民幣社保基金，有近87％已被地方官員挪用、甚至私吞。
毫不奇怪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援助的設計與實施，只是為了「照顧」黨國，而不是有需要的人。中國的醫療保健同樣「由政權的政治算計所塑造」，作為應付政治穩定而非社會需求的工具。農村地區的大多數人口擁有政府資助的「全民」醫療保險計畫，看起來卻像是最糟糕的一種僅限當地的HMO（健康維護組織），而且給付金額「幾近於零」。2019年，中國政府共批准169,583種藥品（包括較貴的4,080種進口藥品）。但醫療計畫只覆蓋其中的1.6％，甚至只是部分覆蓋。
中國媒體報導，國家壟斷「人為地」讓許多參保患者得不到最新藥物七至八年或更長時間。硬脊膜外麻醉無痛分娩近一百年前發明後，在西方已經被廣泛運用了幾十年；但據官方報導，這種麻醉術直到2019年才在中國開始成規模「試用」。研究報告指出，中國的癌症患者和癌症死亡人數比例居世界前列，癌症死亡率比世界平均值高出17％。 WHO的報告指出，占全球18.6％人口的中國，在2020年占全球新癌症病例數的23.7％（457萬），癌症死亡人數則占全球的30.2％（300萬）；與環境相關的肺癌和四種消化系統癌症（肝癌、胃癌、結腸癌、食道癌），是中國最常見的五種癌症，而全球最常見的癌症一直是乳癌。
一個中國研究團隊於2022年總結道，「在美國的癌症負擔逐漸減少的同時，中國的癌症發病率反而升高」，並指出中國每年的癌症病例和死亡人數，分別增長為482萬和321萬；此外，中國的癌症病人的死亡比例為67％，而美國為20％。在大多數中國人居住的農村，未在早期發現並進行適當治療的情形似乎更為嚴重。據報導，2010年代農村人口的預期壽命比全國平均預期壽命少十二年。
如同過去的帝國統治者，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控制人民及其思想的宏大運動中，一直持續不懈、無情地灌輸和內化「吃苦」的價值觀；官方大力推崇吃苦為中國特色堅忍主義，或「美好的中國傳統規範和美德」。中共不斷宣揚吃苦、勤奮、自我犧牲的「螺絲釘精神」──享受作為黨國「革命引擎」上的螺絲釘或滿足於作為社會主義機器的齒輪。例如，在模範士兵雷鋒（1940至1962年）的道德說教（但大部分出於杜撰）故事中，這一點明顯可見。雷鋒於1963年首次被毛澤東追授榮譽，並一直受到毛後共產黨領導人的頌揚。同樣地，毛澤東也推崇古代寓言故事中的「愚公」；愚公要他的家族「一代接一代」，以人力鏟除阻擋他去路的兩座大山──這樣堅決的意志最終感動了上帝去用神力將這兩座山搬走。這種所謂的「愚公精神」，美化了吃苦的唯意志論和成效不彰的非理性蠻勇努力，一直是中國從小學二年級到高中教科書的常見內容，也是道德教育中的重要部分。
與此同時，中國的一小撮富豪（幾乎都是中共的「領導幹部」或相關人士，特別是省級以上的高級領導），卻享受著世界級的奢侈品、極度的放縱，以及經常過分和不道德的生活方式，就像過去的帝國統治者一樣。例如，「全球干邑白蘭地銷售仰賴中國的『情色行業』」，而那正是新貴們的主要消遣管道。2017年，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豪車進口國，其銷量增長速度（在中國的售價通常是歐洲或北美的二至三倍）幾乎是整個汽車市場的兩倍（2003至13年為每年36％）。單是2010年，法拉利的銷量就增長了155％，而中國在2010年代連續數年成為賓利汽車的全球最大買家，和藍寶堅尼汽車的第二大買家。在正式場合，中共高層領導人現在乘坐的是以手工特別打造的紅旗L款，採用進口技術和零件於「中國製造」，「像勞斯萊斯一樣豪華」。
＊作者王飛凌（Fei-Ling Wang），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現任美國喬治亞理工大學納恩國際事務學院教授，為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FR）成員。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中國紀錄：評估中華人民共和國》（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