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陳其南於媒體茶敘時提出了「故宮台灣化」的構想，希望藉由詮釋的強化，建立故宮典藏文物和台灣的連結，使故宮成為台灣人的故宮，這個口號和論述立刻引發各界熱烈反響。陳其南此番議論以及贊成與反對的兩造意見，都令人有似曾相識之感。有著複雜族群和國家認同的台灣，政治和文化問題總是糾葛難解，「故宮」獨特的歷史背景，注定成為爭議的焦點，隨著政黨輪替，形成台灣所獨有的政治輪迴。
全民共享構建「想像共同體」
「故宮」指的是清代舊皇宮，藏品也是過去皇室所擁有的文物，淵源可一路上溯北宋。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統治邏輯下，天下珍寶幾乎齊聚於此。辛亥革命之後，這些收藏究竟屬於清室私產或國家公產，頗多爭議。當時依《清室優待條件》，仍在紫禁城做「閉門皇帝」的溥儀和他的朝臣們，不時遊走灰色地帶，變賣文物，換取現金。這樣公私難分的局面，被軍閥馮玉祥以武力解決，一九二四年馮玉祥發動政變，以武力將傅儀驅逐出宮，由國務院組織清室善後委員會，清點財產，仿照法、德等皇宮博物館，成立故宮博物院，於二五年十月十日正式開幕。
故宮首任理事長李石曾在故宮四周年慶的演說裡，強調故宮的成立，是將過去「皇室私有」的文物轉為全國甚或世界的「公物」，「其精神全在一『公』字」。對「公」的強調，呼應著時代的潮流，從晚清開始，在西方的威脅下，建立國族認同，救亡圖存，是貫穿中國近現代史的主調。這些過去屬於天子的私人收藏，變成全民共享的「國寶」，成為構建「想像共同體」的重要元素。因應戰事的故宮南播，更加深這批文物的傳奇色彩。
三一年九一八事變開始，故宮陸續將文物南移。對於是否遷離北京逃避戰禍，內部曾有爭議，最終還決定從紫禁城移出，先至上海，後至南京。三七年七月中日戰爭爆發，南京情勢告急，再分三批撤至後方。四五年日本宣布投降，文物重回南京，沒多久國共內戰又起，部分精品再輾轉來到台灣。
國難強化民族主義政治性格
這麼大規模的古文物遷移是艱難的工程，未有毀壞和遺失，更是值得驕傲的成就。杜正勝任故宮院長時，發現故宮內部人員只要提起這段歷史，即使未曾親歷，「皆深感與有榮焉」。故宮文物的南移，與國民政府的命運及許多人戰時的經歷緊密呼應、休戚與共。
如杜正勝所言，國難期間的四散流離，一點一滴地強化了故宮藏品民族主義的政治性格，文明遺產的藝術性格則相對被削弱。這倒不一定完全出於執權者的操弄，也可能是人們際遇或同理心的投射。這些古物的象徵意義，讓它們能獨立於紫禁城之外，自成另一「故宮」，也和許多人一樣，在命運擺布下來到了台灣，將他鄉變故鄉。
日本資深媒體人野島剛長期關注兩岸故宮，他遍尋相關資料，都無法找到蔣介石對故宮的意見，相比於蔣宋美齡對故宮文物的喜愛，蔣介石顯得冷淡。然而，若沒有蔣介石的授意和支持，這批文物實難渡海來台。這批稀世珍寶也不時發揮政治作用，特別在外交事務上，不時以展覽的方式進行「文物外交」。六一年美國五大城市的巡迴，規模最大，共選了九類二百五十三件，為期二百五十三天，參觀人數多達四十六萬五千多人。
六○年代的文物外交，到六五年台北故宮的復院，有著強烈的現實指涉。野島剛敏銳地指出，六四年中法建交、六五年美援停止，以武力反攻大陸已不可能，同時期中國大陸正開始文化大革命，台灣因而「從武轉文」，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宣揚中華民國在文化上的傳承，建立統治的正當性，故宮自然扮演起重要的角色。
台北故宮的興建是最好的例子。野島剛在《兩個故宮的離合：歷史翻弄下兩岸故宮的命運》一書中，詳述了這段經過。在嚴格的公開競圖中，建築師王大閎的設計脫穎而出，甚至諮詢國外建築師，都獲得一致好評，但因「高層」認為欠缺「中華元素」，王大閎又不願修改，結果改由競圖審查委員之一黃寶瑜設計，變成了今日的宮殿形式。對比於王大閎原本簡潔、前衛的風格，兩者的落差，說明了主政者對故宮使命的設定和想像。
歷史的機緣，使得台北故宮成為中華文化的代表，是千年道統的傳承。民進黨執政後，數度試圖改造。扁政府時期首任院長杜正勝數度發文，主張博物館無法自外於社會變化，推動亞洲取向的思考，從民族／國家主義走向世界主義，提出故宮南院計畫。以多元取代一元的論述，是「故宮台灣化」的先聲。然而這樣的願景，遲遲無法實現。
中國崛起，台北故宮優勢不再
一方面立法攻防的失利，《國立故宮博物院組織條例》（後改為《國立故宮博物院組織法》）的修訂，最終仍保留故宮最初的定義：「為整理、保管、展出原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及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所藏之歷代古文物及藝術品，並加強對中國古代文物藝術品之徵集、研究、闡揚，以擴大社教功能。」
另一方面，任何人都必須承認，中國古代文物是故宮館藏的主體與展示的亮點。一提到故宮，人們想到的仍是清代翠玉白菜、肉形石和西周毛公鼎等人氣最旺的「故宮三寶」。展示的每件文物，多半要在中國歷史或審美脈絡下，才能體現價值。元代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是更極端的案例，兩岸故宮各保有部分，馬英九政府時期，這幅畫在兩岸合璧展出，成為兩岸交流的宣示。故宮南院雖然收集了許多台灣或亞洲的文物，但尚未有相同的號召力，由故宮發行的文創商品即可發現，最新或最熱賣的品項多數還是來自於「國寶」。換句話說，故宮所藏的珍寶，定義著人們心中的故宮。
去除意識形態之爭，故宮確實有走出新路的必要，尤其近年中國經濟崛起，「國寶回流」，過去台北故宮在「質」的領先已不復在，必須正視國立故宮博物院在世界上的優勢何在？「台灣化」即使是解藥，也需要更具體深刻的內容，而非空洞浮面的口號。
好的策展能獲得共鳴
近年策展（curating）概念成為顯學，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雖無故宮般豐厚的資源，卻透過創意和專業的結合推出無數特展，成為台灣大眾史學的重鎮。又或者正在故宮展示，紀念去世漫畫家鄭問的「千年一問──鄭問故宮大展」，讓庶民漫畫走入故宮「廟堂」，和觀眾產生共鳴，都是值得思考的可能。
從北京紫禁城到台北外雙溪，兩個故宮隔海相對，故宮九十多年聚散滄桑或許是戰後台海兩岸歷史的縮影。糾結於故宮的政治和文化難題，同樣考驗著台灣社會，必須要跳脫非此即彼的對立思考，更要能在論述之外，有著可以被實踐的具體步驟。這當然是故宮主事者的挑戰，某種意義上似乎也是台灣人民共同的反省和思索。（本文作者為台大歷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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