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座首任駐華代剛恆毅樞機主教是在1922年11月8日抵達香港，宣布了他為駐華代表的任命狀。12月20日往上海，12月27日抵北京。1923年元旦晉見黎元洪總統，2月23日在漢口成立臨時公署。
羅光總主教稱「剛代表來華，確實是中國天主教會的新紀元，結束了一個舊時代，即是保教權時代，外籍傳教士作主人的時代，修院閉關教育時代；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即是教廷 和中國政府交往的時代，中國籍聖職員作主人的時代，修院教育開放的時代。」
1921年2月6日教宗碧岳十一世就職，翌年（1923）便指派剛恆毅總主教為宗座首任駐華代表。然而，列強對中國的保教權依舊在，法國更是教會的長女，極力反對李鴻章、陸徵祥等主導中國外交部門，為爭取以中國直接與教廷建立外交關係的努力。因此教廷完全封鎖這項消息，一直到剛代表抵達香港時，才由他正式宣布教宗的任命。讓法國來不及反應，從此，由教廷直接和中國政府往來，結束了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教權的「保護」。
主導這件事的是宗座傳信部，1622年時成立的傳信部，直接管理中國的傳教事務，所派遣來華的傳教士，都是各國修會的會士，因此也將中國教區託付給這些修會來管理。所有主教也是由這些教會會士，換言之，這些教會會士成了中國教會的主導人，中國本士的神職人員只是贊助者。到了剛恆毅代表1922年來華之後，他直接受命於教宗與傳信部，他推動了中國主教由中國神職人員選出，讓中國人成為中國教會的主導人，外籍傳教士成了贊助者。剛代表來華開啟了中國人逐漸走向自主傳教的新頁。（來華之後剛恆毅代表積極促成設立中國教區，培育本籍神職人員，並盡快選拔出中國主教1926年10月28日，剛總主教親自帶領六位中國主教：趙懷義（河北宣化教區）、孫德楨（河北安國教區）、陳國砥（山西汾陽教區）、朱開敏（江蘇海門教區）、胡若山（浙江台州教區）、 成和德（湖北蒲圻教區）到羅馬接受教宗碧岳十一世的祝聖。這是第一位中國籍主教羅文藻（1685年）後200多年來的第一批中國籍主教。
至於早期的修院培植修生與未來的神父、執事等，基本上就是移植西方修院的體制，專門學習拉丁文、研讀士林哲學（亞里斯多德與多瑪斯‧阿奎那哲學系統）和神學。中國文化與普通學科則不教授。剛代表抵華後，就通告教區主教、中國修院教育應依中國中學教育執行，至於在哲學與神學課和課程中則應加入中國文化史等。同時決定派遣中國年輕神父與修生赴羅馬教會大學留學。（剛代表來華時就想創辦一個中國修會，主要就是想改變中國人視天主教為洋教的刻板印象；再者，中國教會須有一批博學的中國神父。為此1927年他在宣化城外創辦了主徒會（Congregatio Discipulorum Domini，CDD）。以文化傳教為使命，「熱愛聖體，效忠聖座」為特徵。並以「諸聖宗徒之后」榮福童貞聖母為修會主保。）
總之，剛代表來華最重要的意涵就是：
1.打破列強對中國保教權的禁錮，讓教廷得以直接和中國與中國天主教會連繫溝通。
2.打破修會傳教士主導中國教區， 讓國籍神父、神職人員可以選舉主教，做自己的主導者。
3.打破傳統修院培育傳統，回歸中國中學體制，並加入中國文化史等元素來培育本土聖召（本國籍修生晉鐸成為神父、執事從事福傳與牧靈工作）。
其實，最有意義與最值得一書的還是派遣年輕的中國神父與修生赴羅馬教會大學留學，對於培育中國天主教教區福傳聖職人員之外，更在學術、教育與外交等方面培育了不少教內菁英與國際學者。其中羅光總主教就是最著名的代表之一。
1930年10月14日羅光由上海乘美大利郵輪赴羅馬，他和郭藩兩位修生奉衡陽教區柏長青主教（兩人從衡陽石鼓書院旁的「黃家灣聖心小修院」修習畢業，成績優異）之命，前往羅馬。柏主教是義大利神父，方濟會士（1950年中共建政後，趕走所有外國籍神職人員，柏主教被迫辭職，不過他早就指定萬次章為副主教，因此當他離開大陸後，萬次章便接任衡陽教區主教，只是在後來文革時萬主教遭到迫害而亡）。就是執行剛代表的指示，將優秀的中國修生送往羅馬進修。
羅光與郭藩進入傳信大學，先讀完神學，並在1936年晉鐸成為神父。郭藩神父先回國（郭藩回到衡陽創辦了仁愛中學，1949年時奉命帶領六位衡陽修生赴羅馬進修，1951年自己轉赴美國福斯坦大學教育研究所選課進修。1959年帶著五位學成的衡陽年輕神父，回台灣到嘉義教區福傳，郭擔任副主教並創辦了雲林正心中學，後來擔任靜宜文理學院院長，再出任升格改制的靜宜大學校長）。 羅光留在羅馬。由於沒有獲得柏主教的同意，想要繼續留在傳信大學念法律的他，正在徬徨之際，特別去找時已從中國回到教廷轉任傳信部次長的剛恆毅總主教（後來升任樞機主教，羅光等特尊他為「剛公」），剛公要他安心留在羅馬念法律，他會寫信告訴柏主教。
剛公不但安頓了羅光的心，更進一步還向傳信部長建議委任羅光在傳大教授中國文學與哲學，讓羅光能夠一面教書，一面讀法律，繼續住在學院裡。為此還特別召集了中國學生，囑咐大家，「部長樞機派了羅光神父作你們中文教授，你們不要輕忽你們的國文，要努力。」
羅光神父在1939年夏考完了法律博士學位，剛公吩咐他回中國，卻因著墨索里尼宣布與德日同盟，加入二次大戰。所有郵輪停駛，羅光受困羅馬，繼續教書。因緣際會，1943年中國駐教廷首任公使謝夀康抵達羅馬，邀請羅光到使館作教務顧問，一待就是18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又因國共內戰，更無法再回中國大陸了。
由於和剛公非常熟，所以羅光到傳信部時，上上下下都認識，不用預約，像進家門一樣。剛公和他談話非常簡單，有問必答，每事必有答案。該講的就講，不轉彎、不生氣。當他收到羅光所寫的兩本介紹儒家與道家的書時，非常高興，鼓勵羅光繼續寫作。還教他如何剪報蒐集資料。
剛公對於中國教務與事務特別關心，更愛護中國年輕的神父、修生。有一回中午，羅光因為一位大陸主教派來的青年修士，他原已結婚，妻子卻過世了，他想到傳大讀書。但是部長樞機認為有礙校規，不願意接受。當時正逢中共迫害教會，大陸的院都關閉了，傳大若不接受他，他就無路可走了！為此特別去找剛總主教，剛公表示由他去和部長商量。最後這位青年修士留在傳大，念完哲學與神學，祝聖成為神父。
剛公專門研究天主教藝術，提倡中國聖畫，建築中國式修院。剛公去世前羅光多前往探望，還陪同于斌總主教一起探視。剛公病榻上送羅光出版的一冊講藝術的書，由於剛公愛護中國文化，常會拿中國文化來和羅馬古文化相比。日後于斌樞機與羅光總主教回到台灣時，對於天主教的建築與聖畫就特別注意到中國文化與藝術的融入，像台南主教座堂與台北總主教公署或輔大校園建築非常重視以中國藝術為設計重點，除了是推動福傳本土化之外，更要緊的還是受到剛公的影響。
剛公愛護羅光，在知道我駐教廷第二任公使辭職前往夏威夷大學任教，主動找教廷副國務卿孟棣義（日後的教宗保祿六世，也是羅主教傳大的老師），希望將羅光調往國務院服務。這事還是孟棣義副卿告訴羅光，他才知道此事。不過依國務院體制，必須從基層開始做起，羅光當時的資格已高，所以此事作罷。孟棣義同樣也非常愛護羅光這個學生。
原本義國政府要求交戰國駐教廷使館人員，要住在梵蒂岡城內不准外出。孟棣義召見羅光時就指出，「若把你的名字列在教廷外交團名單上，就要搬進梵蒂岡內住。……你在傳大教書，更好不把名字，列在外交名單上，實際上則享有外交團權利。」讓羅光在戰時能夠保有外交豁免權，又不受到當時交戰國的限制。
孟棣義副卿每星期六都會依例接見各國駐教廷外交團團員，對於羅光常排在最後時接見，他都會微笑握手說，「請看，這是中國」。師生之間在談話時，「我所講的事可以辦，他就答說盡力去做，若是不能辦，就不開口，轉變話頭。我就知道所要求的事不能做。」
日後孟棣義晉升代理國務卿，後調任米蘭總主教，羅光蒙席也在1961年獲教宗若望廿三世擢升為台南教區主教。若望廿三世任內召開了梵二大公會議，1963年6月3日蒙召。孟棣義獲選為教宗，名號保祿六世。在大公會議第三期會議開幕時，保祿六世指定羅光主教為24位機與主教共祭名單之內。每兩年羅主教返教廷述職時，都會獲得保祿六世單獨接見的機會。
有一次，在單獨接見時，教宗排開中國地圖，仔細詢問羅主教大陸教會情形，也問了他出生地在何處，後來看臺灣， 在地圖上那麼小，教宗對羅主教說，「有你這麼好的朋友在臺灣，我們決不會放棄臺灣。」主教特別向宗座行禮致謝。
剛恆毅與孟棣義等神長對中國可以說是關懷備至，特別是剛恆毅樞機主教，更是呵護中國教會，同時尊重中國文化與中國人民。他認識與了解想從西方基督文化強硬灌輸入中國社會是不可行的傳教之路。唯有文化交流文化福傳才有可能深入民心，利瑪竇時已開啟了這個契機，剛恆毅則是發揚光大，更深入地和中國教會與人民以心印心！
＊作者為銘傳大學新聞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