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出席2017年度中共駐外使節工作會議時，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論斷。習在這次中共廿大的報告中，再度說明：「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世界又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取決於各國人民的抉擇。」中共廿大後，習近平的權力已定於一尊；在王毅「入局」後，新的外交團隊也呼之欲出。習近平能為中國人民在外交上做出什麼選擇，這是世界各國關注的一個問題。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曾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問題」的論斷，他的用意是為經過文革十年浩劫後的中共改革開放，營造一個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至80年代末，中共又面臨「天安門事件」和「蘇東劇變」的內外衝擊，鄧小平遂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絕不當頭，有所作為」的28字外交方針，其核心内容是「韜光養晦、有所作為」。鄧小平擔心中共會在西方「和平演變」的戰略下，成為社會主義陣營最後一個倒下的骨牌。因此，鄧小平認為當時中共的優先課題，應是鞏固「內部堡壘」，即先做好自己的事。大陸學者認為2010年以後，中國外交已發生某種重要的變化，即從「韜光養晦」轉向「奮發有為」。2013年10月，習近平在參加中共「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提出「要更加奮發有為地推進周邊外交」。過去鄧小平強調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已經悄悄變成了「奮發有為」。造成此一變化的原因，一是中國的崛起；二是美國改變對華政策。根據前美國國務院副助理國務卿謝淑麗（Susan L. Shirk）的說法，在2008年北京奧運前後，尤其在金融海嘯爆發時，中共不以西方的「民主資本主義」模式，而是透過經濟刺激措施，避開了危機，並保持高速增長。2011年中共已正式超越日本，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國際影響力也隨之日增。於是，中國國內出現「過早勝利主義」（premature triumphalism）情緒。中共領導人和大陸民眾，要求採取更為積極的外交政策。2012年，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提出「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策略，把外交重心從中東、歐洲移往亞洲。歐巴馬任內對中共的定位，從「應對共同挑戰的夥伴」，到「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中美還能維持競爭與合作共存的關係。但從川普到拜登，中美關係急轉直下，美國視「中國崛起」為「中國威脅」。川普對中共發動貿易戰爭，拜登則視雙方的競爭為一場「民主與專政體制的鬥爭」，雙方逐漸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召開廿大前夕，拜登政府公布了國家安全戰略，稱中國是美國「最為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戰」，是「唯一不僅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且越來越有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來實現這一目標的競爭者。」就在同一天，拜登政府祭出了迄今為止最為嚴厲，對中國的晶片技術和產品出口實施管制措施，這項決定的針對性相當濃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