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作家安妮·艾諾 (Annie Ernaux) 獲得今年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委員會讚譽她，稱她 50 年來「毫不妥協」(不得不寫) 的作品，探索了「性別、語言和階級差異巨大的生活」。說她用「勇氣和臨床敏銳度」講述了大部分自傳故事，這些故事揭示了「社會經驗的矛盾描述了羞恥、屈辱、嫉妒或無法看到自己是誰」。
安妮·艾諾 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法國女性，她告訴記者，該獎項創造了「繼續與不公正作鬥爭」的責任。她說文學不會產生「直接影響」，但她仍然覺得有必要繼續為「婦女和受壓迫者」的權利而鬥爭。主張「冷的文學」的高行健一定不欣賞這樣的主張或評價，因為他認為「文學」不必為任何事「服務」，尤其不為政治服務。
偉大的作家，必須有與眾不同的人生嗎？
安妮·艾諾的二十幾部小說，被稱為「自傳體式的小說」，探索了生活經歷的記憶——既非凡又相關——包括後街墮胎；失敗的婚外情；她父母的去世；乳腺癌、失智症。這些你我都可能遇上的，看起來並不驚世駭俗的人生經歷，如何做到「為婦女和受壓迫者的權利而鬥爭」的偉大使命呢？一個偉大的作家，必須是過著與眾不同的人生的人，才能成其為「偉大」嗎？
安妮·艾諾不是一個學霸型的學者，而是一個從社會底層，與你我一樣平凡的家庭長大的女人。《紐約客》在 2020 年寫道，在她的 20 本書中，「她一直致力於一項任務：挖掘自己的生活」，她的獲獎給草根型的作家很大的鼓舞。根據安妮·艾諾的網站，她的父母經營著一家咖啡館和雜貨店，當她遇到來自中產階級背景的女孩時，她第一次體驗到「她的工人階級父母和環境的恥辱」。這種「恥辱感」在她的小說裡似乎成為反覆出現的印記。
近代中國的自傳體小說並不少見
說起自傳體小說，我第一個想起的，是差一點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沈從文。他的著作，除了晚年寫成的中國服飾研究之外，其他作品都在寫自己和湘西的故事，是典型的自傳體作家。沈從文的《邊城》寫出了一種如夢似幻之美，像擺渡、教子、救人、助人、送葬這些日常小事，在作者來都顯得相當理想化。事實上，十八世紀中國小說，可以說是自傳體小說最偉大的時期之一，包括：《紅樓夢》、《儒林外使》以及《浮生六記》。為什麼中國小說在 18 世紀變得越來越「流行」自傳體，可能是中國文人地位的變化促成了小說這一新特徵的興起。隨著許多文人越來越無法擔任官職，必須找到新的角色和新的身份，使他們能夠保留對精英成員的要求。自傳體小說能夠使作者與自己保持距離，促進了對替代角色和身份的探索。
你寫小說是因為你必須寫它
對作家而言，自傳體小說是一個私密的故事，一個不寫不行的人生故事。你寫小說是因為你必須寫它。你這樣做是因為做比不做容易。她告訴後進者：「你不能寫一本你不必寫的小說。」不過，這個私小說不是一本自傳，它只是小說家希望藉著自己的故事表達的某一種思想或情境，有一些情節已經概念化，有些情節是合併作家其他的生命經驗；更有一些情節已經意義化了。
雖然這個私人的故事對作家而言是非寫不可的，但是作家知道可以在小說中「懲罰」自己；但應該儘量不要「懲罰」到他的家人。小說家的家人常常害怕他們出現在小說中，但避免不了地，多少可以找到一些影子。這實際上是作家反芻後寫的小說，投射在上面的影子。
在《冰凍女人》(La femme gelée) ，安妮·艾諾寫一個年三十歲的女教師，嫁給了一位「行政人員」，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她住在一間漂亮的公寓裡。然而，她是一個冰冷的女人、冷酷的女人。 就像成千上萬的女人感受到她們的好奇心，她們的生命衝動是如何因工作與購物而停滯不前一樣，做飯的晚餐，準備孩子的浴室……這一切都是女人的正常狀態所理解的。 安妮·艾諾精彩地講述了日常生活的這種變化，感覺的貧乏，身份的稀釋； 將婦女推向奴隸制是一種挑戰。安妮·艾諾在這部小說中，無意「懲罰」任何人；卻「懲罰」了所有的讀者。
自傳體小說家一般不回答某些問題
自傳體小說家希望他周遭的人最好假裝在他做別的事情，而且總是被有一點關注，但不需要被太多的關注。尤其很多自傳體小說都是事情正在發生，小說家一邊寫，事情正在自然的發生，這更能鼓起他巨大的熱情。
自傳體小說在生產的過程中，最不希望的是被人窺探。在不請自來的場合，試圖找出小說的內容會遇到很大的阻力。作家一般不回答某些問題，比如小說是關於什麼的？或小說進展如何？為什麼寫它？不是他不回答，而是他可能也說不上來。讀者在閱讀一本自傳體小說，似乎一直正在尋找一個以後可以依賴的答案，但是正在進行中的自傳體小說可能有很多面孔，就像一個演員扮演了電影中的所有角色。比如說，這部小說作為獄卒——在一個黑暗的房間裡，讀者的任何問題都沒有答案，似乎沒有人聽到你的請求，幾天、幾個月、幾年都沒有。作家從始至終對讀者所有尋問或自由的請求都漠不關心。
靈感總是在你視線之外的某個地方唱歌
自傳體的小說，作者的心有時是貪婪，他有一種衝動想要讓自己的故事更豐富，就像「你的帽子還合適。但在你裡面還有更多的空間。」想像一個外表像暴風雨的夢，內心像你有時發現的日子的表面。小說是帶領任何人進入那個時代的唯一途徑。不過，自傳體小說的作者的心有時候一直在作「減法」，拼命地淘汰掉源源而來的靈感。有時候，無論是「加法」或「減法」都由不得作家，因為靈感不是來自頭腦而是來自內心，這就是為什麼它無法融入你的腦海。為什麼，當你聽到它時，它似乎總是在你視線之外的某個地方唱歌。
在寫作期間，你的心可能認為小說是一個解放者。你不會否認這種信念，就像你在生活中的其他時候所做的那樣，因為你被故事分散了注意力。這就是為什麼你比你讀小說時想像的更喜歡小說的原因。
《女孩記憶》(Memoria de chica)寫的安妮·艾諾的初戀。她說：「我想忘記那個女孩。真正的忘記她，就是不想再寫她了。不要再想我必須寫她，她的慾望，她的瘋狂，她的愚蠢和她的驕傲，她的飢餓和她的鮮血。我從來沒有成功過。” 在一個女孩的記憶中，安妮·艾諾沉浸入了1958 年的夏天，這是她在奧恩河畔殖民地與男人的第一個夜晚。一個將在她身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的夜晚，將困擾她多年。直到勇敢地決定通過寫下小說來重建它，在恢復的照片和信件的幫助下，沉浸在搜索中：她的老朋友，他，第一個男人，但最重要的是她自己，那個讓她付出如此巨大代價的安妮非常瞭解現在的安妮，在昨天和今天之間無情的搖擺。她的初戀，顯然地，一直在「視線之外的某個地方唱歌」。
作家有時候會「歪樓」，脫離「自傳」
自傳體小說的作家有時候會「歪樓」，脫離「自傳」，因為你越來越愛上了某一個未達到的結局——你渴望它，有時你甚至從一開始就知道，小說中一條長長的小路穿過樹林，直通結局的大門。
讀者閱讀自傳體小說，不要注意到小說家襯衫上的斜線，手臂和腿上的傷痕。不要試圖破譯它們。只有當您手中握有鏈條並準備放手時，您才能看到它們。那時你會記得的。剪輯將在你身上寫下另一部小說，講述小說家的經歷。你不會把它寫下來，它會在你下一個念頭之後離開，或說，小說和小說家的關係自始至終都是一種「背離」。
儘管多年來，安妮·艾諾的《歲月》(或譯「那些年」，Los años) 在許多方面都是一種「背離」：既是為整代人「撰寫」的親密回憶錄，又是為幾代人講述非常個人故事的故事。《歲月》 是通過記憶、過去和現在的印象、照片、書籍、歌曲、廣播、電視、廣告和新聞頭條的鏡頭講述的 1941 年至 2006 年期間的敘述。方言、時代詞彙、口號、品牌和不斷增長的物體的名稱都被賦予了聲音。當安妮·艾諾使時間流逝變得觸手可及時，作者的聲音不斷地消散和重新出現。時間本身，無情地敘述它自己的進程，讓所有其他敘述者匿名。Edmund White在<紐約時報書評>中說：「《歲月》 是一本認真、無所畏懼的書，是對我們這個媒體統治和消費主義時代的回憶，對於我們這個絕對商品拜物教的時代。」
你醒來發現你在帳篷的後面，馬戲團已經走了
即使你不曾寫過小說，但讀一本自傳體小說，有時候會讓你心癢癢的，想要依樣畫葫蘆也來寫一個這樣的小說。當然，如果你真是小說家，有時它就真是你的下一部小說。不過，當你真的這麼做，經常是你醒來發現你在帳篷的後面，馬戲團已經走了。小說家作為一個有許多四肢的馬戲團，一匹有八條腿或三張臉，或兩個頭的馬。你應該不會被馬戲團拋棄，不是嗎？不過，如果你還是發現自己是孤獨的一個人被甩在牆角，唯一個辦法是告訴讀者：「現在我們回到另一個帳篷裡，完全是另一個新的帳篷，另一個馬戲團的帳篷。」
1963 年，年僅 23 歲的學生安妮·艾諾懷上了剛認識的男友。在法國墮胎是非法的時候，由於無法指望他或她自己的家人的支持，她幾乎獨自生活在四十年後她試圖在這本書中解開的事件中。在日記和長期記憶的幫助下，安妮·艾諾重建了他進行秘密墮胎的孤獨旅程，這個歷程就像走進另一個新的帳篷，另一個馬戲團的帳篷。當反思法律的無所不在及其對女性身體的必要性時，安妮·艾諾向我們展示了他整個文學旅程中親密和集體不可分割的混合的另一面。
當她終於找到願意提供這項服務的「天使製造者」時，這位年輕女子最終被送進了醫院的急診病房。多年過去了，她沒有勇氣重溫這一集。然而，在他與寫作的激進關係中，安妮·艾諾找到了公開談論他的墮胎並使文學成為一種信仰職業的方式，這種職業以其尖銳的誠實而動人：「我生命的真正目標可能只是這樣：我的身體，我的感覺和我的思想變成了文字，也就是說，某種可以理解和普遍的東西，我的存在完全溶解在其他人的頭腦和生活中」。
從天而降的「嬰兒靈魂傳送帶」不會帶來好故事
自傳體小說是一種人人都可以嘗試寫的文類，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哪怕這個故事在平凡，自己也敝帚自珍。每個人都有一本小說，人們喜歡說。他們說起就微笑，彷彿這本小說之所以特別，正是因為每個人都至少有一本，而不是自己的故事到底吸引不吸引人，自己有沒有能力講故事。想想從天而降的「嬰兒靈魂傳送帶」，一排排疲憊的天使停下來將一本平裝書塞進他們天真無言的心中。如果你原封不動地把「靈魂傳送帶」送來的那一本平裝書丟給讀者，你猜他們會喜歡嗎？
安妮·艾諾在《我留在黑暗中》(I Remain In Darkness)中，描寫一個成年女兒對母親的依戀，以及女性的力量和韌性的非凡喚起。 《我留在黑暗中》講述了安妮首先嘗試幫助她的母親從阿爾茨海默病中康復，然後，當這證明是徒勞的時，她見證了這位年長婦女的逐漸衰落以及她自己作為一個失去心愛父母的女兒的經歷。阿爾茨海默症，也就是失智症，很多人的父母親都在晚年患上這個病。當「靈魂傳送帶」給你這樣的一個母親，你會如何面對呢？
作家不是人生的抄襲者；而是人生的創造者
一個成功的自傳體小說作家，不可能只靠著自己和別人大相逕庭的人生故事來吸引人。作家不是人生的抄襲者；而是人生的創造者。任何人的生老病死，七情六慾，應該是差別不大。小說家之所以吸引人，不是因為他的故事好，而是他會講故事。如果你身上的小說是你自己永遠不會讀的怎麼辦？一部沙灘小說，一部轟動一時的大片，一部冗長的、風雨飄搖的、以人物為主導的文學劇，結局悲慘？如果你心中的一部小說與你對自己的看法相反怎麼辦？
作為傳記體小說的作家，當你對自己開始鞭笞的時候，你多少有點感覺，好像自己是為了用鞭子取悅某物而學習技巧的動物。跪在鋸末裡，雜耍盤子，我們希望人群歡呼，儘管我們無法透過燈光看到他們。
自傳體小說家要打扮成「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很多寫作者都會告訴你，他們手上最難寫的題目，可能是自己的爸爸媽媽，越親近自己的人，越難描寫。那麼，還有誰比「自己」和「自己」更親近呢？因此在經營一篇自傳體小說的時候，作家可能要把自己打扮成「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你本來就計劃要拍一部電影，但是你假裝成你只是想拍一張風景照。你在心裡認為自己是一個旁觀者，你看到了一些你認為應該嘗試這樣說的東西。在照片的角落裡，有一些你不太認識的東西，其實你對它最熟悉不過了。
安妮·艾諾在《一個女人》(Une femme) 努力尋找她母親的不同面孔和生活，她死於一場疾病，這場疾病摧毀了她的記憶以及她的智力和身體的完整性。她，如此活躍，對世界如此開放。尋找一個女人的存在，工人，然後是店主，急於「保持她的地位」和學習。還更新了女兒對母親的感情的演變和矛盾心理：愛、恨、柔情、內疚，最後是對衰弱的老婦人的發自內心的依戀。「我再也聽不到他的聲音了……我已經失去了與我來自的世界的最後聯繫。」
它既是一種意外也必須是一種意料中的事
不要期待自傳體小說像是具有一封信的直接和簡潔的特質。只要是小說，就不可能文如其人，不要將作者和故事中的人物對號入座，作家的真實人生，只是小說的原型——這不是作家給讀者的信，它不是一封信，充其量只是它就像一封信。如果你好整以暇地坐在那裡，面對著小說裡的人物，而不是面對自己，你就可以開始一部自傳體小說。
《沉淪》(電影《情慾的告白》Pura pasión)是安妮．艾諾歷時一年多的真實私人日記。翻開它，火一般熱烈奔放的情與慾，赤裸裸地呈現眼前。儘管這個令她瘋狂迷戀的男人是有婦之夫，儘管這段戀情一開始便註定沒有結果，但她仍深深耽溺其中，無法自拔，只能將內心的一切不安與掙紮藉著這本日記傾訴。透過她時而歡愉、時而悲傷的書寫，我們窺見了一個女人靈魂最深處的激情吶喊，以及她為了真愛而傾注了全部熱情的偉大勇氣！
對大多數人來說，小說一開始就是意外；但是對自傳體小說的作家來說，它既是一種意外也必須是一種意料中的事， 這實在是一個很難的任務。好像作家在想像的街道上，希望受到打擊和拖累；又好像作家被帶到很遠的地方，再差一點被碾斃的車底爬下來，帶著靈魂的獎品偷偷溜走。
小說家是我們時間的矯正器
我們經常會看到一些失敗的自傳體小說，這是因為故事開始，小說往往很糟糕，最糟糕的品質是謊言，你可以想像它就像在競選期間發表的政治演講。作家把自己變成了議員。
小說不都是虛構的嗎？何「謊言」之有？虛構不代表是謊言，寫實也不代表是誠實。小說家是我們時間的矯正器，他教育讀者，使我們生活的時間如何成為我們的人生的一節？今年已經82歲的安妮．艾諾，她的自傳體小說，是我們世界從戰後時期到今天的集體編年史，通過個人聲音與合唱的巧妙融合，在一首不解之歌中解開了一個結的歷史。
*作者為文化觀察者，作品集參看JOE書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