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手所用資源與美國相當的情況下，美國的資源利用效率必須與對手相同，或優於對手。」—安德魯．馬歇爾（Andrew Marshall），美國淨評估辦公室主任，一九七三年
一九七三年年中，博古通今的中國總理周恩來接見了一個美國代表團。周恩來是當代中國的開國元勳之一，他參與策劃指揮中共紅軍長征，也是鄧小平等後進共產革命分子的導師。在接見美國代表團成員時，他把一名最年輕的成員叫到面前，問了一個問題：「依你看，中國會變成一個搞侵略擴張的大國嗎？」當時北京與華府才剛建立歷史性的友好關係，於是那位樂觀的美國青年答道：「不會。」但周恩來立刻回應：「別這麼指望。那是可能的。但如果中國要走上那條路，你得反對到底。」他為了強調這句話而稍作停頓，然後大聲說：「你得告訴那些中國人，是周恩來要你這麼做的！」
周恩來或許也曾鼓勵其他人要制止中國展開有害的擴張，但他未曾解釋要怎麼制止。這就是本章的任務了：提出一套與中國競爭的不對稱方式。這項任務並不容易。中國的軍費支出與經濟活動都占整個亞洲區域的一半以上；而在美國的競爭對手中，中國是第一個國內生產毛額（GDP）達到美國國內生產毛額六成的國家—若計入購買力，中國的經濟規模已比美國高出百分之二十五。
這些趨勢促使中國在過去十年間大膽冒進，且違背它自己在國力較弱時的某些承諾。前兩章已說明，中國自二〇一六年以來在區域與全球都愈發強硬。單是擷取中國這段時間以來的部分活動，就已呈現出驚人圖像：中國在新疆設置集中營；違反對於香港自治的國際承諾；數十年來首度在中印邊境動用致命武力，造成二十名印度軍人喪生；在南海島嶼部署飛彈，雖然曾保證不會這麼做；向澳洲發出列明十四樁不滿事項的清單，並祭出經濟懲罰；從第三國綁架歐洲公民；對全球數十國揚言或實際採取經濟脅迫措施，包括捷克與長年維持中立的瑞典。
雖然中國迄今明顯未像上世紀的新興強權國家一樣發動流血戰爭，但是既然連周恩來也認為中國未必會走溫和節制的路線，我們不能不心懷警惕。綜觀歷史，新興強權往往會廢止舊日承諾，有時還會動用暴力來削弱他國主導的秩序，並建立自己主導的秩序。
就在周恩來會晤美國代表團那年，安德魯．馬歇爾正絞盡腦汁解決一個問題，與美國當今面臨的問題差別不大。他後來領導五角大廈的淨評估辦公室數十年，成為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戰略專家之一。他撰寫的報告《與蘇聯的長期競爭：戰略分析之架構》（Long-Term Competition with the Soviets: A Framework for Strategic Analysis），那年在五角大廈內部流傳。他指出，為了與蘇聯不斷增加的支出有效對抗，「在對手所用資源與美國相當的情況下，美國的資源利用效率必須與對手相同，或優於對手」。其中關鍵是，要採取那些會讓對手付出的代價高於己方代價的行動。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先確認美國和對手在哪些領域占優勢、哪些領域居劣勢。
中國自身雖存在許多重大挑戰與弱點，但單是它的龐大規模就顯示，它和美國競爭時（與蘇聯不同），製造及耗用的資源都可能比美國更多，而美國目前還面臨來自國內的龐大阻力。因此，我們探討如何在軍事、政治、經濟和其他領域與中國競爭時，必須重新納入對稱與不對稱競爭的問題，以往的戰略專家都曾敏銳感受到這些問題的必要性。
美中競爭的本質
隨著過去幾年美中競爭加劇，許多政策制定者與學者經常回頭問同一個問題：「雙方究竟要爭什麼？」對於中國和大多數客觀的觀察家來說，美中競爭涉及的利害關係一直都很清楚，主要是爭奪誰將主導區域與全球秩序，以及取得主導地位後可能創造出何種秩序。這場競爭在很多層面（但非全部）都是零和遊戲，因為它爭的是地位高低—也就是在階級體系中的位階。在某些層面，雙方則可能存在相互調整的空間，特別是有關最終要產生何種秩序，以及在一些跨國性議題的合作上。現在我們要探究秩序的問題、和平時期的競爭，以及當前競爭中涉及的風險。
秩序的定義
雖然國際關係學者普遍假定全世界處於無政府狀態，但實際情況是，全球秩序往往是階級式的，由某些國家對其他國家行使權力。在霸權秩序中，領導國家在階級的頂層「動員領導力」，以建構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的關係。霸權秩序就如吉爾平所說，是由主導國家以某種「控制型態」來約束從屬國，其中通常包含強制力（迫使服從）、誘發共識（提供激勵誘因），以及建立正當性（可正當指揮從屬國）。
強制力來自施以懲罰的威脅，包括軍事力量，或對貨幣、貿易、科技或其他體制上的要害握有結構性的控制權。誘發共識則是藉由對雙方都有利的交易或誘因來激勵合作，例如安全保證、公共財或私有財的提供，或是籠絡菁英。正當性則是領導國家只憑身分認同或意識形態產生的權威來統御；例如教廷曾經只憑神學上的地位，就能統御多個它幾無實質管轄權的國家。強制力、誘發共識與正當性等型態綜合起來，可以確保這套秩序中的各國依從霸權國家。
什麼是和平時期的競爭？
美中之間和平時期的競爭，要爭奪的目標是區域與全球秩序，以及支撐這些秩序的控制型態。美中的秩序之爭會如何展開，美國主導的秩序又會如何變化？大多數分析家認為，霸權秩序會藉由大規模的強權戰爭而改變，例如美國主導的秩序就是在二戰後出現的。但以美中兩國來說，由於核子技術大幅變革，這種強權大戰發生的可能性已比過去小得多，因此有些人過早假定美國秩序根本上是穩固的。
然而，前文有關秩序的討論已顯示，秩序並非只能透過戰爭來改變，其實也可以透過和平時期的競爭而改變。建立秩序的控制型態（強制力、共識、正當性）若遭破壞，就會弱化秩序；相反的，同樣的控制型態獲得鞏固時，就會強化秩序。從這個角度看來，即使沒有戰爭，秩序也可能出現轉變；它可以在情勢逐漸演進中發生轉變，也可以像蘇聯解體那樣突然改變，但都不需要強權戰爭，甚至不需要強權競爭者就能發生轉變。中國推測秩序轉變的著名學者對此非常清楚，國家安全部智庫負責人袁鵬就認為，疫情對於秩序轉變產生的作用，也許就和強權戰爭的作用相當。
那麼，和平時期的秩序競爭是什麼樣貌呢？ 前面的章節已經指出，第一章也詳細討論過，如果霸權國家在秩序中的地位來自強制力、共識、正當性等「控制型態」，那麼針對秩序的競爭就會圍繞著強化與弱化這些控制型態的作為而展開。因此，本書主要關注中國這類新興強權國家，可能藉由兩種廣泛戰略，以不開戰的方式和平取代美國等霸權國家。
第一種戰略是削弱霸權國家對控制型態的運用，特別是針對新興強權的控制型態；畢竟一個新興強權如果仍大幅受制於霸權國家，是無法取代這個霸權國家的。第二種戰略則是建立對他國的控制型態，並奠定共識交易與正當性的基礎；一個新興強權若無法限制他國的自主性，或利用共識交易與正當性吸引他國，藉此確保他國遵從自己的偏好，那就不可能成為霸權國家。削弱戰略通常用於建立戰略之前，並且兩者通常都先在區域實施，之後再實施於全球層面。本書已說明，中國以這兩種戰略作為提升地位的手段—在區域和全球層面挑戰美國秩序，同時為自身的秩序奠定基礎。
牽涉到何種風險？
秩序競爭涉及的風險有哪些？ 美國經常未能充分審視自己主導的秩序，許多美國人並不研究奠定霸權的基礎，以為國際體系的諸多特徵是理所當然，而非來自美國的實力。例如，他們認為各國應普遍採行民主體制，不應從事種族滅絕、核擴散、領土征服、使用生化武器，或各種不加掩飾的非自由行為（相對於至少在理論上披著正當性外衣的非自由行為）。會有這樣的想法，是因為在美國主導的秩序中，若從事上述行為是要付出代價的，雖然華府自己也未能完美遵守或捍衛這些規範。在許多情況下，美國能得到盟國與夥伴的遵從，是因為秩序由它主導；美國在海外廣設軍事基地，或美元作為準備貨幣，都廣為世人接受且相對沒有爭議，也是因為美國主導了秩序。
這是中國等非自由國家不敢或忘的實情。中國數十年來不斷撰文，指國際體系懷有自由主義偏見，也批評美國霸權的各種基本面向。中國不僅不滿國際體系假設美國具有結構性優勢，也提出種種詰問，質疑這些優勢從何而來；中國也試圖建構自己的秩序，想依照自己的偏好重新形塑國際體系。
＊作者杜如松（Rush Doshi），美國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中國事務主任，是拜登政府中研擬中國政策的首要幕僚，同時也是「布魯金斯中國戰略倡議」（Brookings China Strategy Initiative）的創立主任，以及耶魯大學「蔡中曾中國研究中心」（Yale’s Paul Tsai China Center）研究員。過去他曾任職於拜登與柯林頓政府的亞洲政策工作小組。本文選自作者著作《長期博弈：中國削弱美國、建立全球霸權的大戰略》（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