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言之，除了基於對中共的仇視、鄙視、與恐懼而支持抗中保台之外，台灣社會並不存在民族主義或盲從型愛國主義，實際存在的應該是「盲從型愛黨主義(blind partisanship)」，加上中間選民的反共意識型態──前者可以從去年的4大公投，最後等同於藍綠基本盤的對抗獲得鐵證，後者則是兩蔣時代迄今的傳統。
在這種殘缺不全、名實不符的民族主義氛圍下，台灣社會並沒有休戚與共的凝聚力，結果不難推斷：包括今年染疫死亡的8千多人，以及東南亞台豬事件等等在內，我們對於其他台灣人的不幸，通常只會當作事不關己而忽略漠視，部分人則可能在盲從型愛黨主義的驅策下，選擇主動譴責受害者和支持受害者的族群，藉以保護自己忠心耿耿的執政黨。
同理，在這種民族主義氛圍下，台灣人缺乏強烈的自尊心與優越感，結果也不難推斷：包括菲律賓海巡艦艇開槍掃射臺灣漁船，以及東南亞台豬事件等等在內，我們對於台灣同胞受到外國人的侵害，並不會產生「受到冒犯」的憤怒，通常只會當作偶發的個人事件，部分人則同樣可能在盲從型愛黨主義的驅策下，選擇主動譴責受害者和支持受害者的族群，藉以保護自己忠心耿耿的執政黨。
右派民粹主義橫掃台灣
上述台灣民族主義所針對的是民眾，並不足以解釋台灣政府在東南亞台豬事件中的龜縮與躺平。這個部分可能牽涉到兩個彼此相關的問題，其一是政黨的形象定位，其二則是傳承幾千年的「內鬥內行，外鬥外行」。
西方國家常用的「自由vs.保守(liberals vs. conservatives)」或「左派vs.右派(left-wing vs. right-wing)」政黨形象定位，並不適合目前的台灣社會。關鍵在於，台灣近距離面對著中共這個潛在敵人，多數民眾自始至終都保持著「反共」，或比較狹隘的「反中」心態，其他都不是民眾關心的重點。例如，兩蔣時代的「一黨專政」並未衍生強烈抗拒，蔡英文政府的「全面執政」和「沒收黨內初選」等等也沒有普遍激發選民的反感。
學術研究證實，在國家社會面臨重大外在威脅時，自由派人士也很可能轉為保守派，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台灣始終處於這種狀態。因此，我們一開始就選擇了西方國家的「極右派」，這也說明了為何跨國民調顯示，台灣是亞洲地區唯一在美國2020年大選中支持川普的社會。
但川普並非食古不化的極右派，而是擅於操作「民之所欲」的右派民粹主義者(right-wing populist)，例如他對非法移民分食國家資源的批判就深得民心。而我們的蔡英文政府也不惶多讓，趁著美中貿易大戰和香港反送中事件而打響「辣台派」的旗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