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園市長候選人林智堅的論文抄襲是個對錯分明的是非題，而非藍綠各有理的申論題。抄襲，是客觀事實，毫無灰色地帶。任何人只要閱讀林智堅的論文，再核對相關報告或論文，不可能看不出前後之間的雷同程度。
台灣大學經濟系兼任教授鄭秀玲（前系主任）7月22日在《民報》的專欄文章（「大家來比對林智堅兩碩士論文」）中提出的檢驗（她還附上四份文件），應可蓋棺論定。剩下的，就是中華大學和台大的正式審查報告，整件事塵埃落定，只是遲早而已。
時間是最好的證據，比對前後文，時序上都難以讓林智堅全身而退。碩士學位論文的口試委員會審定書，因為有口試委員、指導教授和所長的簽名，是一份正式的公文書，除了學校至少留有一份，國家圖書館也會收藏，成為相關研究的文獻之一（至於會不會有人閱讀是另外一回事）。
以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兩份有争議的論文為例，余正煌的論文口試完成於2016年7月19日，林智堅的則是2017年1月13日，相隔約六個月。後者還引用了前者的學位論文，只是弄錯了時間，寫成2015年（頁66）。純粹就時序看，余的論文在前，林的論文在後。邏輯上，前文没有抄襲後文的道理，林應該也看了余的論文，才會列為參考書目。
即使如林智堅自己説的（2022年7月24日），他於2016年2月提供數據和研究計畫草稿給余正煌，一個必須回答的立即疑問是，他為什麽没有發現，余正煌的論文抄襲了他草稿的一些文本，並要求更正，除非他根本没讀過被他引用的論文？一個可能的抄襲線索是，在余的論文中，表3-7（頁44）列了兩個很奇怪的「不偏任何黨」數據（一個是111，另一個是203），林智堅的論文表3-7（頁42）也重覆這個錯誤。
等到兩本論文都裝訂成册，並在圖書館上架，再多的合理化都無法改變一前一後的事實，反而凸顯林智堅的無知，不知學術研究為何物（不光是學位而已），更不知學術倫理所為何事（不僅是徐巧芯所説的不屑抄襲）。
第一，林智堅並未在論文中交代整個研究的來龍去脈（他應該後悔没有像余正煌一樣寫個誌謝/致謝辭），终究讓自己陷於進退兩難的困境（是否該告余抄襲？）；第二，論文是否抄襲的認定，以客觀存在的公開文本依歸，私下存在的文件或通訊不足以佐證（因為驗證不易）；第三，林智堅既然引用了余正煌的學位論文，也未提出抄襲的異議，由於兩者的結構、想法和分析部分相當雷同（頁數幾乎對應），余的論文算是原典（空開宣稱與否並不重要），在糾纒不清的情況下，林宣稱自己才是原創者，就不無可議。
余正煌和林智堅的麻煩當然不是個人惹出來的，當年的指導教授、現任國安局長陳明通也得負很大的責任，得過且過，多少督導不嚴謹。陳明通提出4000字聲明（7月23日），頂多顧左右而言他，堅持兩人「毫無抄襲問題」。他的長篇大論（有些段落吹噓自己的研究）其實並未替林智堅解危，還越描越黑，弄不清楚自己也犯了學術倫理的禁忌。
陳明通明知余正煌和林智堅用的是同一套數據（「MSRC精湛民意調查顧問有限公司」進行的民調結果），卻允許他們各寫一篇論文。跟他「一魚多吃」的主張相反，這正是美國學術界期期以為不可的salami slicing（切香腸研究）。簡單説，「切香腸研究」是把一套相同數據切割成小塊，再各自寫成一篇論文，企圖在期刊發表上以量取勝。
在美國，學者一旦被發現操作「切香腸研究」，大學會認為她/他敗壞期刊發表的規矩，違反學術倫理，在升等時不見得能以量討好，更可能在質上遭守質疑（一篇完整紮實的論文總比小論有較好的機會在頂尖期刊發表）。作為指導教授，陳明通的手法明顯方便行事，無視「切香腸研究」的倫理偏差。
余正煌的研究分析以林智堅為對象，林智堅的則把自己換成蔡仁堅（所謂的C，他是A，許明財是B），但是兩人用來分析的數據是完整的一套。根據林智堅的附錄（頁70-90），余正煌的數據全部包括在林智堅的數據裏。不幸的是，陳明通事前看不出問題所在，事後又大言不慚，責怪他人對林智堅的抄襲是「完全去脈絡化的説法」（2022年7月23日），一付天下本無事的淡定。
其實，在指導林智堅，並擔人余正煌的口試委員過程中，去脈絡化的，正是陳明通自己。林智堅有多無知，陳明通就有多無耻。他的無耻在於，鼓勵余正煌和林智堅分别寫一篇不是完整的論文，甚至縱容相當程度的雷同，漠視兩人使用的數據根本並非各自獨立。分拆數據，就稀釋了脈絡在解釋結果上的力道。
我們雖然没有直接證據，一個合理的推測是，余正煌的論文已經幫林智堅的論文打好架構和分析路徑，也難怪兩人的論文在數據分析方面，除了主角不同（由林智堅換成蔡仁堅），許多變項幾乎一成不變（第三章的表排列和文字内容大致没兩樣，數字倒是不同）。不論分析或寫作，林智堅可以如法泡製，頂多換湯不換薬，不須太多思考或想像，亦即文本和想法的移植運用，雖然没有大量一對一的直接抄襲，卻似曾相識。
理由無它，當林智堅分析蔡仁堅在2014年新竹市長選舉所扮演的角色時，他可以參考余正煌如何分析林智堅自己。一個很明顯的道理是，相關的變項在問卷中的答案都相互排斥，例如，選了林智堅，就不可能選蔡仁堅，反之亦然。具體説，林智堅所佔的百分比越大，蔡仁堅的就越小，總有個此消彼長的相關性。
也就是説，不管是余正煌或林智堅，兩人所使用的樣本並非獨立，而是彼此牽聯。在統計分析時，我們只要知道林智堅在民調裏的的數據分配，多少可以猜測蔡仁堅的數據分配。這大概是為什麽，在余正煌論文中不顯著或顯著的結果，在林智堅的論文裏往往變成顯著或不顯著，結論因而大多背道而馳。
我們不妨比對兩人的統計分析，以下例子以林智堅論文的頁數為依據：表3.1 性别與支持交叉分析（余顯著，林不顯著，頁34）、表3.3 教育程度與支持交叉分析（余不顯著，林顯著，頁36）、表3.4 職業與支持交叉分析（余不顯著、林顯著，頁38）、表3.5 區位與支持交叉分析（余不顯著、林顯著，頁39）與族群與支持交叉分析（余顯著、林不顯著，頁41）。
當然，兩篇論文的研究對象不同，不過甲之得必是乙之失，這中間所代表的意涵值得進一步探討。不論是新知或見解，除非同時讀余、林的兩篇論文，並作仔細比較，讀者難免對2014年的新竹地方選舉帶有分歧的看法。這是「切香腸研究」對讀者的誤導，對知識的戕害，與對現實的歪曲，學術倫理的被摧殘盡在其中。
陳明通在聲明中最後説，他「不是不能被批評」，「也深知自己並不完美」，但不要惡意批評。無耻，是不知倫理所為何事，如此的用語也許會讓人不好受。這篇批判算是一個退休大學教授，對一個退而不休的大學教授，所提出的不完美批評。
＊作者為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雙城校區名譽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