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那種讓人目瞪口呆的經濟大爆發，以及那群照理來說應該要能主宰經濟的新階級，引起了很大的心理問題。美國各地都有成千上萬的人告別老家的農村文化，來到城市工作，在毫無規範的資本主義社會中遊蕩，他們備受剝削、深感孤絕、舉目無親。沒錯，一般人的確變得更有錢，也形成了熱鬧的新街區，但在這紙醉金迷的世界中，人們只覺得心底空空的。資本主義似乎太過自由、太過混亂、無法讓人滿足，而且對於那些沒有金融或社會資本的人有時候甚至相當殘酷。所以人們開始懷念過去，開始懷念那些想像中的安全感與精神滿足。渺小的「個人主義」無法給予人們歸屬，也無法告訴你生命的意義；人們甚至覺得自己要拚死拚活才能賺到第一桶金，換來安全的小確幸生活，而那些位高權重的人卻能什麼都不缺，實在太不公平。
於是美國出現了一群新的哲學家，跟盧梭一樣認為應該要讓人類過得更好。他們認為需要用一個新的公民宗教，讓美國成為一個新的想像共同體，這種宗教就像盧梭的一樣，表面上聲稱自己基督教，骨子裡卻是斯巴達式的國族主義。這些自封為哲學家的現代新牧師，希望建立一套新的原則來改造美國，他們希望創造一個新社會，填補美國人的心靈空缺。
當時有很多不同的思想都想做這樣的事，這些思想可以統稱為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雖然並不是所有的進步主義都對當時美國制度的所有細節恨之入骨，但它們都想讓人們拒絕既有的制度，改信它們的新制度。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家湯瑪斯．雷納德（Thomas C. Leonard）說，進步主義知識分子有兩個核心假設：「第一，現代政府應該根據科學，而非根據政治來作事；第二，應該要讓現代行政國家這隻看得見的手，來監督、審查、管理這個工業化的經濟體。」
如果說美國開國元勛的觀念來自於蘇格蘭啟蒙運動，那麼這些思想家就是受到德國新一代文藝復興，也就是德國新興社會科學的影響。當時許多開創新學派、新領域的美國社會學家、哲學家、經濟學家都在德國讀過大學，或者是有一個留學過德國的老師。例如美國經濟學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在1885年成立時，創會的6位高階成員中就有5位留學過德國。美國前26任總統則有20位在德國讀過書。1906年，耶魯大學有一位教授調查了116位美國頂尖的經濟學家與社會科學家，發現至少在德國留學過一年的人超過半數。
19世紀的德國，到處瀰漫著馬克思、黑格爾、赫爾德（Herder）的味道。這些思想家的世界觀稱之為「歷史學派」（historical school），認為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經濟原理，所有的經濟現象都是在當地的時空範圍內演化出來的。它們延續德國浪漫主義的精神，把國家當成用來展現人民精神（Volksgemeinschaft，即「民族共同體」）的東西，所以國家不但有權利建立新的共同意志，甚至還有義務這麼做。
美國經濟學會第一任主席理查．伊黎（Richard T. Ely）說，他們那一代的知識分子「腦中的兩大核心，就是演化以及相對性」。伊黎師從於經濟歷史學家卡爾．克尼斯（Karl Knies），在海德堡大學獲得博士，後來在美國建立「威斯康辛學派」（Wisconsin School），在20世紀前30年的進步時代中培養出很多相關學者和思想。對於伊黎這樣的人來說，演化和相對性就是質疑資本主義的最好武器。
真要說起來，影響這些德國知識分子最嚴重的東西就是達爾文主義。達爾文的演化論，讓反啟蒙的國族主義和身分認同變得似乎很科學。它不僅幫種族歧視找到生物學的理由，更摧毀了自然權利賴以存在的基礎；此外它幫人找到一種新說法，主張國家不僅應該表達人民的精神，還應該進一步主動引導社會的「進化」。這種觀念認為民族、國家、以及其中的所有制度總是一起演化，因為它們都是某個巨大的生物的一部分；國家的角色，就是負責控制管理其他器官的大腦，至於個人在整體政治中的意義，則比細胞大不了多少。創辦《新共和》雜誌的賀柏．克羅利（Herbert Croly）說，社會只不過是一個「放大版的個體」。當時可能最有影響力的社會學家愛德華．羅斯（Edward Alsworth Ross）也說，社會是「一個有生命的東西。它就像所有高等生物一樣，都會本能性地想要活下去。」根據這些人的想法，資本主義之所以會一團混亂，就是因為違反了這項原理。生物體內的各個器官必須同心協力，怎麼能彼此競爭？
不過我並不想把美國當時的中央集權，說成是德國實驗室洩漏出來的病毒感染的結果。除了上述德國思想以外，美國知識分子也打造出了一些新概念，其中最重要的2個，莫過於重新詮釋古代基督教義的「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以及認為國家應該要把不健康的雜草修剪乾淨的優生學。
社會福音跟盧梭一樣，認為社會應該給予人們精神救贖，如果過去沒做，現在就該做。但逐一拯救每個人的靈魂，就永遠救不完，必須要直接改變國家。伊黎認為國家不僅是「一個有道德的人」，同時也是上帝的工具。「國家比任何其他機構，都更能讓上帝的旨意普及世間，」因此是「祂最重要的工具」。社會福音的牧師山謬．贊恩．巴頓（Samuel Zane Batten）認為，他那個時代最需要回答的問題，就是國家「能不能讓人們攜手合作，尋找上帝的國和上帝的義」（他自己當然希望可以啦）。而在當時要實現社會正義，首要之務就是推倒資本主義、破除個人主義。當時社會福音運動最重要的知識分子沃爾特．勞申布施（Walter Rauschenbusch）說，「我們必須停止毫無章法的彼此競爭，轉為有機的互助合作。但如果理想的社會制度沒辦法比現在的經濟制度，更有效地讓人舒舒服服地吃飽穿暖，我們還不如回到資本主義算了……」但他當然不想要這樣的結果，所以他說「哪個上帝能夠降低糧食價格，我們就崇拜哪個上帝。」
就是有這種神學思想，優生學才會蔚為流行。我們這裡不需要詳述美國優生學的歷史，只需要知道當時的人們把優生學當成尖端科學，而且即使有少數不同意見，大部分的人也都認為要把花園中的雜草拔除，社會才能進步就可以了。賀柏．克羅利在美國進步主義的聖經級著作《美國生活的應許》（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中說，國家有義務「為了真正最優秀的人去改變社會」。理查．伊黎也認為進步主義必須承認「人擇優於天擇」。自由生育照理來說是幸福的必要條件之一，他卻認為不應該讓每一個人都能自由生育，因為很容易生下不健康的人。伊黎說，由科學家專業規劃出的社會「會讓我們擁有理想的下一代。最偉大的詞將不再是天擇，而是社會選擇。」
＊作者為美國企業研究所應用自由領域的執行主席、保守派雜誌《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的資深編輯，也是一名暢銷作家。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西方的自殺：人性本能如何反噬西方文明？》（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