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學術責任。大學的確有學術自由，相應的也要承擔學術責任，只是一個好的大學要有哪些指標？要怎麼看大學的品質和聲望？一個大學有多少「大師」，像是諾貝爾獎得主，在台灣就是多少院士，也許還有傑出貢獻獎之類的。教師評鑑不會生產諾貝爾獎得主，也不會生產院士。基礎設備、校園品質、師生關係、同儕關係、行政支援度、非干擾度等等這些都跟教師評鑑一點關係都沒有。不是一個教師評鑑，就想把大師請過來，跟他說「你過來免評鑑」。
我覺得整個體系必須趕快從太過於相信「管制和績效」之必然連結的錯誤觀念中醒過來。大學要克盡學術責任跟追求卓越，但評鑑不是有效的手段。我必須再強調一項大家很容易忽視的事實，那就是：在大學裡，研究、教學的生態其實非常複雜，不存在機械化的評價程序，往往難以找到大家都服氣的標準，可是，你一評鑑就要公平，如果缺乏大家都服氣的標準，那公平往往就會被質疑，然後亂象（猜忌、憤恨、鄙視…）就會叢生，整個運作方式執行下來，教師之間人際關係都是負的，學校變成大家不會有愉悅感的場所。
戴伯芬：
其實教師評鑑最嚴重的問題是有關於教師地位變更，因為教師會被迫離開校園，在司法判例中，敗訴的教師很值探討為什麼敗訴。
目前大學自治是有點無限上綱的，中央調控的力量消失之後，國立大學就變成校長獨大，私立大學就變成董事會、校長濫權。遇到這樣的狀況跟教育部反應時，教育部往往都是兩手一攤，說大學自治。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台灣其實從來沒有實行過西方真正的長聘制，我們執行的都是類長聘。教師大概1年、2年時間到，秘書就會寄聘書給你。但碰到高教緊縮的時候，尤其是年輕世代的教師，就變成一年一聘，甚至3年之內沒升專任，就要滾蛋。
教師法第14條提到教師因違反聘約會遭學校停聘、解聘或不續聘，聘約其實是一種契約，就是老師跟學校之間的契約，這一條出現之後，就看到教師從像公務員的類長聘，轉變成市場上的受僱者，也就是勞工。然後大學說基於他是頂尖大學，要在台大教，就是要給我生產多少paper，你也不太能夠說這樣子有什麼問題。教育部也會這樣說，這是大學自治啊！不然大學怎麼競爭？這個爭議在高雄的高等行政法院行政判決認定，除非有違反法定程序，判斷出於不正確之事實，或是違反一般公認知價值、判斷標準、越權等等，要不然某種程度的大學自治是會被接受的。也就是說，如果今天大學要執行六年升等條款，沒有違反法定程序，也沒有對老師的產出給不正確的事實、太過錯誤的判斷，是屬於大學自治的一個範疇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