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和所謂「傑雷米事件」有關的文件中，看到證據指向另一個方向。模里西斯支持奴隸制的叛亂，不單單是法國與英國之間的角力，或者至少可以說成法蘭西帝國和莊園主及官僚統治的聯合遺產，和英國改革推動力之間的角力。
全球南方各水域存在許多相互聯繫，這些聯繫是由本地人民和殖民者、反叛者和保守派所建立。在層層的指控和唇槍舌劍之下，是一個帶有抵抗性和好鬥的印度洋，這樣的特質支撐並供養著這些反抗者。西南印度洋的水域——包括上面的島嶼——仍然在英國的控制範圍之外，因此即使英國想在模里西斯島上主張其人道主義、政治和商業控制權，它必須和整個西南印度洋區域抗衡。
傑雷米的指控信描述了在「大港口審判」針對叛亂分子波德雷上校(Colonel Brodelet，過去任職法國軍隊)和其他四人的法律訴訟，提供了參與起義者的姓名、日期和證明。另外值得一提的，還有為洗清傑雷米汙名而出版的一本宣傳冊子。傑雷米辯稱，殖民地委員會從一八三二年四月上旬開始，「公開治理國家」，管理民兵，並密謀摧毀和對抗總督的軍隊。在對模里西斯居民發表談話時， 他已經指出這些是「違憲機構，篡奪政府職能和權力」。舉例來說，在大港區，有三百五十名男子準備「扮演森林游擊隊」，而且在傑雷米抵達之前，其他地區也做好了類似的準備工作。軍備已經分發出去，還製作長矛武裝更多的自由人和同意加入叛軍的「少許奴隸人口」。號召是爭取獨立，以便「自己制訂法律，不再繳稅」。對於在反抗行動中陣亡或受傷者的獎勵，是家人將得到五英畝的土地和一名奴隸。
傑雷米通報了有人將新火槍帶進模里西斯提供叛軍武裝的證據。這和叛軍的說法相斥，叛軍說他們使用的火槍是「從守衛那裡取回的老舊奴隸種植園火槍」。 傑雷米描述了這些武器的販售點。他也詳細交代了船隻的情況，包括被搜查過的船隻：
從一八三二年三月至一八三三年一月，武器由來自波旁島和其他地方的不同船隻祕密引入殖民地。「歐爾號」(Aure)於一八三二年六月被扣押，一八三三年一月查獲「魯莽傑克號」(Saucy Jack)；在本島、波旁島和馬達加斯加之間從事貿易的「安潔莉克號」(Angelique)、「康斯坦絲號」(Constance)號和「老虎號」(Tiger)也被證明有參與其中。
至少有一艘參與這項祕密交易的船隻掛著美國國旗;也有法國船隻參與其中。 這些叛軍試圖從一艘來訪的捕鯨船取得火槍。波德雷是這交易的關鍵代理人。他將武器藏在裝滿壁紙的箱子裡，並安排武器分配給民兵。
更間接的證據是在大港舉辦的一場舞會。有色人種尚・路易・簡諾(Jean Louis Jeannot)在庭院無意聽到，波德雷、瓦倫丁・基廷(Valentine Keating)和謝農先生(Monsieur Chenaux)之間的談話，提到他們控制著法屬波旁島上的一個軍營。謝農以前是警察，但現在年紀大了，「過著簡樸的生活」。 三名出席舞會的人在舞廳和晚餐室之間移動。一份有色人種閱讀的報紙《平衡報》(La Balance)，陳述了簡諾的證詞。出席舞會者討論了爭取獨立的兵力：謝農先生對兩位紳士說：「做好準備；這件事兩週後就會完成。我將帶五百名(受法國統治的)波旁島人來這裡。」傑雷米指出，直到英國占領前，模里西斯和波旁島之間的交流一直「不間斷」。在回應謝農的提議時，據稱基廷回答說，所有印度囚犯都支持他們的事業。馬達加斯加也被當作支持力量來討論，而且以黑人組成一個戰士兵團被認為是可能的。
儘管這個對話充其量只是陰謀詭計——因為沒有任何人前來——但它突顯了模里西斯反廢奴叛亂分子的政治想像力和政治戰略。他們的追求是由區域內鄰居所推動的。同時，謝農的情報起初是由一名來自賽席爾的有色人種傳達給政府，進一步證明了叛亂者內部和敵對陣營都擁有國際性的網絡。
同時，對話中談及印度人一事，顯示反叛者向穿越印度洋來到模里西斯的人伸手求助。印度囚犯納迪爾・汗(Nadir Khan)指控基廷試圖「賄賂」來自印度的囚犯，他分發火槍、劍和禮物給他們，並邀請他們加入志願民兵組織。
印度拉斯卡也在現場。《平衡報》提供了七名出庭拉斯卡的陳述。一位穆斯林人員說了簡短 的禱文，然後要求他們以《古蘭經》發誓證詞句句屬實，毫無虛言。來自孟買的拉斯卡易卜拉欣 (Ibrahim)於是開始講述他在雷格諾船長(Captain Régnaud)指揮的康斯坦絲號上所做的工作。一八三二年，長條木板箱從波旁島運到模里西斯，「重得好像裡面有鐵一樣」，水手們沒有被告知箱子裡的內容物。接著出庭作證的是在老虎號工作的另一位印度水手「蘇納拉」(Sounalla)，他提供了連接模里西斯和馬達加斯加富爾潘特(Foulpointe，今天的馬哈偉盧納〔Mahavelona〕)的航海證據，在馬達加斯加，火槍被用來交換牛，交換比例是三支火槍換兩頭牛。火槍通常放在船艙裡，用粗布包裹。有一次，四百支火槍被帶到馬達加斯加，但只賣出了一百二十支。這名拉斯卡聲稱，其餘的以非法貿易的方式被帶回模里西斯。
在文獻中名為米亞詹(Miajan)的另一名拉斯卡提供了更多在老虎號上的證據，他指出從模里西斯運送到馬達加斯加的武器，正被運回模里西斯。有一次，這些武器被放進模里西斯北海岸庫萬德米爾島(isle of Coin de Mire，現在也稱為岡納斯科因島〔Gunner’s Quoin〕)附近的一艘船。據說船上有法國人和英國人；根據傑雷米的說法，「有兩個白人和四個黑人。」這艘船上的英國人是印度西帕依(sepoy，按:指西方軍隊中的印度士兵)囚犯的監督者。米亞詹的父親就是此人負責押送的罪犯。在法庭上，為了支持他的證詞，米亞詹被要求指認坐這名監督者，而他就坐在旁觀觀眾之中。「在擁擠得教人喘不過氣的法庭上」，傑瑞米寫道，「米亞詹在過了約五分鐘後，視線定在(監督者)卡佛(Carver)身上，成功指認出他，」儘管卡佛坐在離他相對較遠的地方。
支撐反抗事業的水上聯繫，意味著英國全面改造整片大洋其中一座島嶼的嘗試，只能創造出相當有限的成果。改革奴隸制需要控制貿易，但在這樣的海域，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在描述於模里西斯滅絕的渡渡鳥(dodo)，並為該區域的有機整體性辯護時，有人曾說這組島嶼是:「與馬達加斯加相連的⋯⋯群島中的一小塊碎片。」當大英帝國這樣的帝國試圖改革、規範和集中權力機制時，這支離破碎的海洋地理帶來了很大的挑戰。
＊作者劍橋大學世界史教授、岡維爾與凱斯學院教員，劍橋大學南亞研究中心主任。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南方浪潮：印、太海洋民族對抗帝國暴力、驅動現代史的革命年代》（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