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總統蔡英文在出席全國產業工會的大會致詞時說，政府有計畫地希望年年都可以提升基本工資。總統顯然是搞錯了，無論出發點多好，一味調高基本工資未必可行，更不可能藉此解決低薪問題。
蔡英文表示，政府有計畫地希望年年都可以提升基本工資，「政府一定會排除萬難讓基本工資往上提」，如果受COVID-19衝擊影響較大的中小企業有困難，政府也會協助。此外她也提到《最低工資法》目前仍卡關立法院，有很多版本同時在協商，她將積極促成最低工資法順利在立法院通過。
持續提升基本工資的用心無庸質疑，當然是為勞工著想，希望增加勞工薪資、提升生活品質。台灣號稱困於低薪困境20年，時常可看到「薪資倒退N年」的說法，也因此蔡英文在上任時就承諾解決年輕人的低薪問題，甚至說出她的夢想是「基本工資到3萬元」。
因此上任後除了疫情高峰期之外，年年調漲基本工資，而且漲幅高過以往。上任時基本工資（月薪）為20008元，之後快馬加鞭的調漲，幾年下來已調高到25250元，調漲幅度26%。
結果呢，解決了台灣20年的低薪困境了嗎？2年前，實質經常性薪資一度超越20年前的高點，但去年又再次出現負成長。而把時間拉更長來看，過去30多年台灣基本工資與平均薪資的變化：早年基本工資不動如山、但薪資年年快速增長，近年則正好反過來，年年調高基本工資，仍難突破低薪困境。
2020年才終於超越20年前，原因也不是調高基本工資，而是台商回流、投資增加等因素才帶動薪資上揚，而當年的物價是下跌0.23%而非上漲，也是助了一臂之力。反之，去年到今年的通膨上揚到近10年高點了，反應在實質薪資上就不太好看了。
再者，雖然對個別勞工而言，薪資越高越好，但從總體面看，基本工資不是「越高越好」，因為基本工資是法訂最低工資，是由政治決定而非市場決定，而且要支付工資的是廠商而非政府；如果其訂定超過生產力，廠商沒有能力支付、甚至可能因成本上揚而無法經營下去，廠商倒閉反而讓工作機會減少、勞工失業，這種不顧現實、一味拉高的基本工資調漲，反而傷害勞工，幾年前韓國總統文在寅剛上台時，曾一口氣把最低工資調高16%，結果讓不少低階工作機會消失。
也因此經濟學家根據各國實例與經驗，歸納認為基本工資應該在平均工資水準的3到5成較適宜，最高不宜超過6成，過高則反而因廠商難以生存而減少工作機會，勞工因所受害。蔡總統說政府有計劃的要年年提高基本工資，縱然出發點良好，亦有不宜之處，一來提高基本工資原本就無助於解決低薪困境，二來不顧現實一味提高，最終可能反而傷害勞動市場。
至於立法院正討論中的《最低工資法》，如果從讓最低工資的調漲「制度化，明確化」、甚至「公式化」，不要再年年上演一次「勞資大車拚」、雙方各自漫天喊價，最後再由政府拍板定奪的戲碼，似乎是值得肯定的作法。但經濟情勢千變萬化，法制化如果導致僵硬化，反而不是好事。
例如有人主張法案中應該明訂基本工資至少要根據通膨上漲速度同步調高，理由是通膨吃掉勞工購買力，因此基本工資至少要同步調高，才能維持勞工起碼的生活。這種說法不能說錯，但現實世界中，同樣是通膨嚴重，原因可能是需求增加、經濟過熱導致，但也可能是成本推動、或其它干擾因素造成。
以這波通膨而言，這種通膨時常伴隨的是經濟成長降低、甚至停滯與不景氣，而法令無法辨識通膨原因，如果不保持一定的彈性，這種情況下再要根據通膨硬性調高基本工資，帶來的災難恐怕遠大於效益。今年首季的實質薪資已是負成長，經濟成長率亦持續下修，此時未必是調高基本工資好時機；至於搞到非調高不可，卻又要讓政府拿納稅人的錢去補貼業者，就更不知所為何來的荒唐作法了。
但在總統發言說出「有計畫地希望年年都可以提升基本工資」，官員單位大概非調高不可，但對勞工卻未必有利，想靠調高基本工資解決低薪問題，更是緣木求魚；朝野政客又想訂法把調高基本工資「法制化」，而未思及可能帶來的後遺症。是否要調整基本工資、調整幅度多少為宜等問題，還是少點政治、多點專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