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本書，在出版之後的很多年裡，我不太願意談、不太願意討論的，那就是《目送》。不僅只不願意談，二○○八年出版時，連新書發表會都沒有開，也沒有一場正式的讀者會。很長的時間裡，我無法在別人面前讀《目送》的文字。
同時很多讀者來信告訴我他們的心情。
一個母親來信，說她年輕的兒子留學異鄉意外去世；她可不可以得到我的祝福，將〈目送〉那篇文章在摯愛的兒子火葬時，親手燒給他。
一個中年男子來信，說他帶著一本《目送》上飛機飛往美國，在航程中開始閱讀，一面讀一面不可遏止地淚流滿面；空服員終於忍不住走過來，遞上紙巾，說，「先生節哀。」
一個即將出國留學的學生說，臨上飛機，他的母親遞給他一個信封，要他上了飛機再打開。母親端正的親筆字，寫的是〈目送〉那一句話：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
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
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
這次為了新版校稿，被迫展讀清樣。十四年來第一次回頭看二○○八的文字，有點恐懼。蹉跎多日，發現仍然無法讀完。勉強讀到最後一章，「回家」，掩卷不忍。罷了，有錯字就有錯字吧。
文字是殘忍的。
〈天黑了〉寫的是當年兄弟們帶著離家六十年的美君回家鄉的過程。剛剛開始失智的美君，在開往廣州的九廣列車晃蕩行駛中，突然恍惚不知身在何處。
隨著火車奔馳的速度像閃電一樣打擊進來。她緊緊抓著椅背，維持身體的平衡，然後，她開始往前走。我緊跟著亦步亦趨，一隻手搭著她的肩膀，防她跌倒，卻見她用力地拔開我的手，轉身說，「你放我走，我要回家。天黑了我要回家。」
她的眼睛蓄滿了淚光，聲音淒惻。
文如利刃，割在不設防的手心；字似苦鹽，灑在還裂開的傷口。
香港在《目送》中，是那樣一個千姿百態的面貌：艷紫荊風華絕代，杜鵑涕泣從山頭到山頭，猴子自成部落佔據山野，老村老婦老靈魂連結著古樸的歷史，大山大海藏著最複雜的都會品味。但是讀到這一篇，就不知道是預言還是反諷了：
香港人在談香港的時候，絕不會用到「國」這個詞。當他們真的用到「國」這個詞的時候，通常指的不是香港，而是另一個地方──那個很大、很大的羅湖以北的中國，或者說維多利亞港邊矗立的那個「解放軍大樓」……有人會高喊愛港，但請不要把愛港和愛國混為一談，一轉成「愛國」，就變成完全的另外一套含意。
一九三四年，德國森林部長戈林為了增進德國森林的生物多樣性，曾經特別批准進口一對浣熊。六十年後，德國的森林裡有百萬隻的浣熊。這是我關切生態和動植物的知識，但是完全沒意料到《目送》裡還有這一段：
戈林，後來不管森林了，變成納粹德國的空軍大元帥，希特勒的指定接班人。一九四五年，在紐倫堡大審中，被判絞刑。
……在獄中等候死亡的戈林，對人民與領袖之間的權力從屬關係，說過一番深刻的話：
「一般人當然都不願有戰爭，不論是俄羅斯、英國、美國，或德國。那是當然。但是，做決定的總是政治領袖，把人民拖著走是個簡單不過的事，不管是民主還是法西斯專政，不管是議會制度還是共產獨裁。不管有沒有聲音，人民是很容易被領袖使喚的，實在太容易了。你只要告訴他們外面有敵人威脅，然後把反對戰爭的人全打為『不愛國』或說他們使我國陷於危機，就行了。這一招，可是在哪個國家都一樣啊。」
十四年後重讀二○○八年的文字，竟然讀得我冷汗直流。
可是，即使地球可能成為灰燼，即使愛因斯坦說了，「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戰會用什麼武器，但是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戰用的會是木棍和石頭」，我還是會選擇相信的。
譬如國也許不可愛，但是土地和人可以愛。
譬如史也許不能信，但是對於真相的追求可以無止盡。
譬如文明也許脆弱不堪，但是除文明外我們其實別無依靠……
譬如愛情總是幻滅的多，但是螢火蟲在夜裡發光，從來就不是為了保持光。
──摘自《目送》(新裝珍藏版)(時報文化出版)
＊作者為知名作家，前文化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