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歷史學研究者幾乎都有這樣的共識：在所有他可以知覺到的事物之中，沒有一種是他不能設想用來作為某個問題的證據的。在此之前，他要獲得擴大歷史知識，就必須有先行研究或通讀羣書的實力，將那些往往被忽視的或習以為常的刻板事實，再次整編和闡述建構出有自己特色的歷史觀。正如馬羅《論歷史知識》指出，「在沒有遇到好奇勤奮的歷史學家之前，文獻資料本身並不存在。」這句話意味著歷史學家肩負的任務，他就必須調動和運用各種相關專書，檢視是否達到理想的設定，如果想吸引大眾讀者閱讀，他還得用深入淺出的文字呈現出來，否則只能落得孤芳自賞的境地。
眾所周知，在日本出版界，向來有出版歷史著述的傳統及市場，無論是大出版社或自費出版品，它們都是歷史著述最大的推動者，尤其二戰後日本歷史學潮流的發展強烈形塑著普通讀者的歷史觀。換句話說，當時的歷史著述必然帶有那個時代的印記，從其信仰的政治意識形態出發，積極捍衛和傳播自己的歷史論述。以二戰後馬克思主義史學為例，他們藉由《歷史學家如何看待天皇制》這個核心議題，旨在向固若金湯的皇國史觀發出挑戰，在那之後，講座和勞農派的對峙，又引起人們對於日本近代經濟史和政治史的關注。此外，在日本古代史、中世史、近世史耕耘甚深的北山茂夫、奈良本辰也、林屋辰三郎等京都學派的學者，以嶄新的視野挖掘和建構「京都」的歷史。在這股力量推動下，進入五○年代，歷史學、文獻學、民俗學、文化人類學、美術史、考古學和文學史等領域都取得很大的成果。
隨著跨領域學術研究的刺激，實證主義歷史學以堅實的史料研究和邏輯論證，衝擊著馬克思歷史學的學術觀點，其中以安良城盛昭（日本中世．近世）的論文〈太閣檢地之歷史前提〉最具震撼性，進而引起兩派的攻防論戰，儘管最後沒得出共識，卻促成「歷史研究會」以「對戰後歷史學方法的省思」主題，進行深切的討論，近世的研究者開始蒐集史料，實證豐臣秀吉在日本全國推行的檢地的措施（農地〔山林除外〕的測量及收穫量調查）。這個新銳而開創性的歷史觀點，激發中世史中「領主制論」和「非領主論」的論戰。在領主制論者看來，在地領主和下人．所從的關係，領主和其支配隸屬農民的關係，即為社會的基礎，而所謂在地領主即出身偏僻農村的人（武士），這些人與王朝對抗，武家政權因而奠定下來。另一方面，在非領主制論者認為，莊園的支配者為權貴階級，亦即貴族、寺院神社、武家和農民之間，是自上而下的支配關係，在地領主的作用不大，在只為求安穩生活的農民眼中，他們是施展暴力干涉的冷血武士，並非與王朝對抗的英雄，他們以暴力屠殺為業，以武力為才藝表演的集團。
桃崎有一郎《京都的誕生：武士所創建的戰亂之都》一書，正接續著非領主制論這條政治不正確的歷史論述。然而，他的歷史書寫策略極其成功，不但細緻考察了平安京的發展史，並運用現代政治學的方法，以充滿現代性的筆觸，解釋武士崛起的契機，生動描述他們如何通過武力征伐，將「京都」演變為同門（源氏）一族內訌廝殺的舞台，為了謀取權位，綁架上皇也在所不辭。這些發動政變的權鬥過程，即使在今天讀來，依然令人驚心動魄。在書中，作者提及文獻記載中第一次山門強訴的記錄。那就是白河天皇在位之際，多達千人的延曆寺僧人發起暴動朝京城進軍，其中600人手持600卷《大般若經》、200人手持200卷《仁王經》，另有200人全副武裝，試想，這是何等恐怖的場面？起因是當時祇園神社感神院的人事任命問題。彼時，由於神佛習合的觀念，祇園神社受到名為感神院的佛寺的支配。不知從何開始，延曆寺方面宣稱，上述寺院神社的人事任命權應該歸他們所有，感神院卻違背了延曆寺的意向，將自己的職位擅自讓予他人。延曆寺因此大為震怒，要求朝廷「以延曆寺的任命為准，駁回感神院的決定，並要求可惡的違命之徒認罪。」不過，朝廷並未立即回應這一要求，延曆寺便有了正當性，派出大量僧兵叫囂要脅朝廷。
進一步地說，延曆寺的僧兵們已不守佛門戒律，膽敢向高高在上的天皇嗆聲叫板了，何況累積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經驗、嚐過成功奪權的果實的武士？在他們看來，「京都」並非代表日本傳統文化的聖地，毋寧說，它只是爭權奪利的舞台。當時的都城居民亦相信，戰爭一定會發生在京都之外，京都永遠是一片安全的觀眾席，然而，保元之亂徹底打破了這一幻想。由此，京都走上了一條禁忌的道路，逐漸演成一片戰場。最後，作者重回書寫策略（土地開發與旅遊觀光），對於這個由武士所創建的動亂之都的地貌變遷做了有趣的古今對照：如果將八條院東洞院御所」的位置，與今天的京都加以比對，八條院的舊址就在今日JR京都車站的正下方。如果將新幹線月臺的最東端視為八條殿的東南角，由此往西，東西約長120公尺，而南北則是從0號月臺（草津線、特急雷鳥號等的乘車月臺）到14號月臺（新幹線下行列車的乘車月臺）的距離，恰好是JR京都車站所有的月臺。換句話說，每一位從新幹線的第16節車廂至第12節車廂下車的乘客，就在不知不覺間立於八條殿的舊址上。由此看來，所有卓越的歷史書寫有其特色，無論他們撰寫的是古代史或中世史，就是有辦法拉近讀者與時空的距離，在行雲流水般的敘述中，賦予讀者莊重有度的史識，帶領讀者尋出隱藏在時間深處的京都的歷史。
＊作者為作家暨翻譯家，譯有多種日本文學作品，兩部小說《菩薩有難》《來信》、四部詩集；日本文化評論集《日晷之南：日本文化思想掠影》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