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諾里當時因為一些政府的官方事務，正在中亞四處旅行。他一直以來都夢想著，有朝一日要將希瓦、布哈拉、浩罕這三個彼此不合的圖厥斯坦汗國團結在一起，讓他們盡釋前嫌，並接受英國人的保護。他相信，這種安排不只能將基督教文明帶入這個野蠻的地區，還能讓該地區，和親英國的阿富汗一起成為北印度的屏障，以避免俄國人的入侵。如果能完全廢除突厥斯坦全境的奴隸制度，也能消除聖彼得堡介入該地區的藉口。從表面上看來，這似乎是個很吸引人的想法，而支持柯諾里的人也不在少數——尤其在倫敦，根本就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中亞地區的政治。東印度公司監管部的成員，則對於他開放蒸汽船在奧克蘇斯河上航行的構想特別感興趣，因為如此一來，當地人便不只能接受基督教帶來的好處，也能在市集裡買到英國商品了。
然而，也有些人強烈反對柯諾里的這個偉大計劃；其中一位，便是亞歷山大・本恩斯爵士。從他自己和那些亞洲統治者交手的經驗來看，他不認為柯諾里能在這三個彼此不合的鄰國之間，促成任何形式的同盟關係。本恩斯問道，就算他真的成功了，「難道英國就要在距離自己國界好幾千公里遠的地方，為野蠻的遊牧民族提供保護嗎？」本恩斯堅稱，只有透過倫敦對聖彼得堡強力施壓，才能遏止俄羅斯在中亞的行動；光是透過幾個反覆無常、變化莫測的汗國之間脆弱的同盟關係，是不可能達到這個目的的。雖然本恩斯也是前進政策的支持者，但他其實不如許多人所想像的那樣鷹派，而且他也認為，光是英國出現在阿富汗這件事，就已經足夠「前進」了。
柯諾里並不是這麼容易就能被制止的人。他運用自己強大的說服力，漸漸地克服了所有的反對聲音。起初，總督奧克蘭勳爵對於讓他出發還有些遲疑，因為他認為，俄國人在前往希瓦路上遇到的挫敗，已經消除了俄羅斯人對該地區的立即威脅。循此他認為，對該地區進行不必要的涉入、或毫無必要地激起聖彼得堡做出報復性行動，都是沒有意義的。然而在來自倫敦、以及來自喀布爾的麥克諾滕的強大壓力之下，他最後還是同意了這場行動，但提出了一個重要的附帶條件。柯諾里必須要求這三個汗王，解決他們長久以來的分歧，並團結起來對抗俄羅斯人。他還得試著說服他們盡快廢除奴隸制度、引進其他人道主義的改革措施，藉此消除俄羅斯對他們發動進攻的一切藉口。但他絕不能答應他們英國人會提供保護，也不能承諾他們英國人會協助抵抗俄羅斯人。
他在一八四〇年的九月三日離開喀布爾，啟程前往希瓦；雖然他的任務內容已經大幅縮減，但他依然希望能夠改變中亞歷史的未來走向。他原本將會由亨利・羅林森陪同出發，但羅林森卻在最後一刻，因為阿富汗的其他地方有事需要他，因而未能陪同柯諾里前去；事後回看，羅林森可以說因此逃過了一劫。柯諾里前往希瓦的旅程一路平順，而且也受到了汗王的悉心接待，因為自從亞伯特和莎士比爾前來拜訪之後，他對英國人便非常尊敬。然而柯諾里提出的偉大計畫——一個自願聯合起來的中亞聯邦，以及全面性的社會改革，他卻不怎麼感興趣。汗王顯然不希望看到什麼聯盟，不論是和布哈拉或浩罕都一樣。此外，他似乎不再像之前那樣，害怕俄羅斯人會再次派出軍隊入侵他的汗國，因為他已經解放境內的奴隸了。失望的柯諾里，於是繼續前往浩罕，並在那裡受到了同樣熱心的接待。然而他依然未能引起浩罕汗王對於和鄰國結盟的興趣。不過這也難怪：當時的浩罕汗王，確實正準備要對布哈拉的埃米爾發動一場戰爭。
一如本恩斯和其他人所警告的，截至當時，柯諾里除了收集到關於中亞最新政治局勢的情報之外，並沒有取得任何。於是他只剩下一件事，能證明他這趟任務是有意義的，那便是讓不幸的史多達特獲得釋放。柯諾里待在浩罕的兩個月裡，勉強聯繫上了史多達特；當時的史多達特，正處於相對自由的狀態。史多達特設法讓柯諾里得知，埃米爾並不反對他拜訪布哈拉。他在給柯諾里的訊息裡還提到：「埃米爾最近對我愈來愈好了。我相信你在這裡也會獲得善待的。」這句話決定了柯諾里的命運。史多達特並不知道，他其實遭到了納斯魯拉的利用——其實納斯魯拉正在引誘他的同袍步入陷阱。因為埃米爾派出的間諜，當時一直都在跟蹤柯諾里；他相信，英國人當時正在和他的敵人們，也就是希瓦和浩罕的汗王進行串通，密謀推翻他的統治。
一八四一年十月，儘管希瓦和浩罕的汗王都警告他不要靠近布哈拉，但柯諾里依然啟程前往了這座神聖的城鎮，那裡位在浩罕西南方大約六百多公里的位置。他相信，他能將自己強大的說服力運用在埃米爾身上，讓史多達特重獲自由。這是場有勇無謀的冒險行動，但柯諾里和大多數參與過大競賽的人一樣，最不缺的就是膽量和勇氣。還有另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可能也影響了他的判斷，導致他甘冒如此之大的風險。就在他踏上這趟旅程的幾個月之前，柯諾里才剛被一位他希望能迎娶為妻的女性拒絕了。他當時因為這件事而受傷頗深，也可能就是因為這樣，才會不太在乎自己能否平安歸來。但不論事實為何，他在途經了塔什干之後（因為害怕被埃米爾和鄰國即將爆發的戰爭困住），於十一月十日進入了布哈拉。
歷經長期困苦、瘦得可憐的史多達特，一看見柯諾里便欣喜若狂。起初，埃米爾還禮貌地接待了初來乍到的柯諾里，但他的心情很快便出現了變化。由於他曾在幾個月之前，寄了封措辭友善的信給維多利亞女王，卻沒有獲得任何回應，因此他的態度變化，顯然也與此有關。他對於這個小失誤的理解是，如果那不是英國人刻意為之的怠慢（這也害他在宮中官員面前臉上無光），就是史多達特和柯諾里兩人只是假冒成女王的代表，但其實根本就是間諜的證據。後來巴麥尊（埃米爾當然沒聽過這號人物）終於寄來了一封信，告知埃米爾要給女王的信，已經被轉交給加爾各答提請注意了，但這依然沒有讓他的心情好轉。由於納斯魯拉堅信他的王國和英國一樣強大，因此對他來說，這種怠慢行為看起來就是英國人刻意為之的。如果史多達特和柯諾里知道，英方很快就會再寄出第二封信的話（這次是來自印度總督的信），他們或許就會更加感覺自己被長官背叛、遺棄了——因為在第二封信裡，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並沒有將他們兩人稱為英國使節，而是把他們稱為「個人旅行者」，並要求埃米爾立刻釋放他們。然而等這封信終於送到納斯魯拉手上時，也早就為時已晚、無法再為史多達特和柯諾里進一步造成傷害了。最後決定他們命運的，其實是從喀布爾傳到布哈拉的消息：英國人在阿富汗出事了。
＊作者彼德．霍普克（Peter Hopkirk, 1930-2014），英國記者，作家和歷史學家。他曾為倫敦的《泰晤士報》擔任撰稿人19年、採訪主任5年，也是中東事務和遠東局勢分析的專家。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帝國的野心：十九世紀英俄帝國中亞大競逐》（黑體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