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的荒謬性讓我感到十分震驚。負責策劃並積極頒布這項政策的政府部門（其領導者是德蕾莎．梅伊［Theresa May］，但在事件曝光的當時，她已經成為首相），就是那些入境卡的摧毀者，而那些入境卡本來是大部分人用來證明其身分的重要證據。雖然銷毀紀錄的決定在先，政策的推行在後，雖然當初決定銷毀紀錄的用心可能並無惡意，但是內政部後來推行的政策，其動機並不良善。我寫了一篇特稿給《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指出保護這類知識對一個開放的、健康的社會而言至關重要——事實上，打從文明伊始，保護知識一直是人類重要的任務。
理由很簡單。人類一旦開始聚居，組織社群，就會產生彼此溝通的需要，在此情況下，知識即因之而創造，資訊亦因之而記錄。就我們所知，在最早期的社群中，知識的創造與記錄的形式是口耳相傳，唯一留存至今的永久紀錄形式是各種圖像：畫在洞穴壁上的繪畫，或是刻在石頭上的符號。古人為何刻畫下這些圖像記號，其動機我們一無所知；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也僅能根據理論，提出種種知識上的推測而已。
到了銅器時代，人類的社群變得更有組織，分工更為精細。隨著游牧民族漸漸定居下來，開始建立固定的社群，並且學會農耕，經營最早期的工業之後，他們也開始發展有高低階級的組織，裡頭包含負責統治社群的家族、部族酋長和領導其他社群成員的各種角色。
大約從西元前三千年開始，這些社群即開始保存書面紀錄。從那些最早期的各種檔案紀錄裡，我們找到許多文獻；從這些文獻當中，我們得知這些社會運作的各種細節，其數量之多，實在令人驚異。在其他的文獻裡，我們看到古人開始記錄他們的思想、點子、觀察與故事。這些文獻就保存在最早的圖書館裡。很快地，古人在組織建構知識的過程中，發現他們需要開發種種特殊的技巧，包括知識的記錄和抄寫的技藝。隨著時間的推移，執行這些任務的結果就產生了幾個大致相當於今日圖書館員和檔案專業人員的專業人物。Librarian（圖書館員）這個字來自拉丁文 librarius，而這個字的字根liber的意思就是book（書）。Archivist（檔案專業人員）這個字來自拉丁文archivum，意思是指書寫的紀錄，也指保存這些紀錄的場所。這個字源自希臘文archeia，意思是「公共紀錄」。古人創造圖書館和檔案館的動機與運作方式與現代世界不同，所以把古代這些收藏機構跟今日的圖書館與檔案館做類比是危險的。即便如此，古代文明創立了知識體系，並且發展出種種技巧來整理這些知識，而在這種種技巧當中，有一些我們今日還在使用，例如目錄和詮釋資料（metadata）。
＊作者理查．歐文登從2014年開始擔任博德利圖書館館長——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最資深的管理職位。在這之前，他曾在多間圖書館任職，同時也身兼多職：歐洲研究圖書館聯盟的財務主管，數位保存相關聯盟（Digital Preservation Coalition）的主席，圖書館與資訊資源委員會（華盛頓特區）的理事。本文選自作者著作《焚書：遭到攻擊與在烈焰中倖存的知識受難史》（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