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柏林的林登大道（Unter den Linden）升起一堆篝火。這裡是德國首都最重要的通衢大道，也是個引發許多共鳴，充滿象徵意義的地點：對面就是大學，附近則有聖黑德維希主教座堂（St Hedwig’s Cathedral）、柏林國立歌劇院（Berlin State Opera House）、皇宮與漂亮的卡爾．弗里德里希．申克爾（Karl Friedrich Schinkel）戰爭紀念碑。聚集在篝火周圍的群眾將近四萬人；在大家的歡呼聲中，一群學生抬著瑪格努斯．赫希菲爾德（Magnus Hirschfeld）的半身像，彷彿執行儀式般地走向篝火。
赫希菲爾德是個猶太裔知識分子，創建了著名的性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Sexual Sciences）。學生們誦念一連串「火咒」（Feuersprüche），然後把赫希菲爾德的半身像丟入火裡，扔在一堆焚燒中的書本上。在火堆之中燃燒的，除了數千本從性學研究所圖書館丟出來的書外，還有許多其他從各處書店或圖書館搜刮出來的書，全都是猶太裔作家以及其他「非德意志」作者（例如同志和共產主義者）的著作。一排排穿著納粹制服的年輕人圍著火堆敬禮，一面高呼「希特勒萬歲」。當時的學生很樂於討好新政府，而這次的焚書活動亦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宣傳噱頭。在柏林，希特勒新任的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發表了一場傳播全球、激動人心的演說：
「向頹廢和敗德說不！不論在家在國，都要講究禮儀和道德！……未來的德國人不僅僅只是讀書人，還是有品格的人。這就是我們的目標：把你們教成這樣的人。……你們做得很好，把過去那些邪惡的精神扔進火裡。你們的舉動強而有力，充滿象徵意義。」
那晚，全國有九十個其他地點也同時舉行了類似的焚書活動。雖然德國還有許多圖書館和檔案室並未遭殃，但是那晚的焚書之火是個很清楚的警訊，顯示納粹政權即將對知識展開攻擊。
★
知識依然會遭受攻擊；就像發生在過去歷史裡那樣，各種知識體系在今日依舊會遭受攻擊。隨著時間的過去，人類社會逐漸把維護保管知識的任務交給圖書館和檔案館。但是今日這些機構卻面臨重重的威脅。對那些刻意想否認事實，抹煞歷史的個人、團體或甚至國家而言，這些機構是他們的眼中釘。與此同時，圖書館和檔案館還面臨經費越來越少的問題。除了經費持續減少這個問題之外，科技公司的逐漸成長也是個威脅——這些科技公司以數位的形式將保存與傳播知識的任務私有化，從而把原本由政府資助的這些機構的部分功能帶入商業領域。圖書館和檔案館存在的目的是保管知識，好讓知識能普及於社會，人人皆可取用；然而科技公司各有各的目的，而且動機不盡然會與傳統機構相同。科技公司——例如像谷歌（Google）這樣的公司——可以將數十億頁的書本數位化，放在網路上供人使用；還有像Flickr這樣的公司亦可提供讀者免費的網路儲存空間。在這些情況下，圖書館存在的意義何在？
當圖書館面臨公共基金短缺的極度壓力，與此同時，我們發現民主制度、法律和開放社會也備受威脅。真理本身時常遭受攻擊。當然，這也不是什麼新鮮事。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已經指出這點；我們今日一想到圖書館和檔案館在捍衛開放社會所扮演的角色時，他說的那些話就讓人覺得很不安―真實得讓人覺得不安：「這世上有真理，也有非真理；如果你緊抓著真理，即便這樣會讓你與整個世界為敵，你也不是瘋子。」就支撐民主制度、法律的角色和開放社會這幾個層面而論，圖書館和檔案館如今變得越發重要，因為有這些機構的存在，人們才有「緊抓著真理」的依據。
二○一七年一月，美國總統顧問凱莉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提出一個很著名的概念：「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她之所以提出這樣的說法，主要是為了回應大眾對川普（Trump）的批評。原來川普曾言之鑿鑿，說他的就職典禮觀禮人數遠多於五年前出席歐巴馬（Barack Obama）就任典禮的人數。但是照片和數據顯示，川普這番話並非事實。這起事件是個及時的提醒，顯示資訊的持續保存是捍衛開放社會的重要工具。要捍衛真理，對抗「另類事實」——這意味著你得「緊抓著真理」，同時還得緊抓著那些否認真理的言論，如此我們才會有參照點，知道我們的社會可以相信，可以依賴。
圖書館對社會的健康運作至關重要。我已經在圖書館工作超過三十五年，而我使用圖書館的時間更久，因此我看得到圖書館的價值。本書的寫作動機出自於我個人的憤慨，因為我最近看到全球各地似乎都有所疏失，包括有意與無意的疏失——疏於確保其社會可依賴圖書館和檔案館來保存知識。數百年來，圖書館和檔案館一再受到攻擊；我認為我們有必要檢視這些攻擊，因為從這些攻擊事件裡，我們既可看到人類史上一個令人擔心的趨勢，也會看到人們付出種種令人驚訝的努力來保護他們覺得值得珍藏的知識。
二○一○年，英國內政部刻意銷毀「疾風世代」（Windrush generation）當年抵達英國的入境卡——這起事件的曝光，印證了檔案館的重要地位。除了銷毀入境卡，當時的英國政府開始執行的政策亦是個對移民「不利的環境」（hostile environment）。在此政策下，疾風世代必須提出足以讓他們持續居留的證明，否則就會被遣送出境；事實上，《一九四八年英國國籍法》（British Nationality Act 1948）早已授予他們公民權；再者，他們當年是帶著善意，來英國解救二次大戰之後，英國所面臨的嚴重勞力短缺。到了二○一八年春天，英國內政部終於承認在所有被遣送出境的移民之中，至少有八十三人是不該被遣返的。不過，這項錯誤承認得太晚了，其中有十一人早已在這個過程中與世長辭。這起事件的曝光，在民間引起大眾強烈的抗議。
政策的荒謬性讓我感到十分震驚。負責策劃並積極頒布這項政策的政府部門（其領導者是德蕾莎．梅伊［Theresa May］，但在事件曝光的當時，她已經成為首相），就是那些入境卡的摧毀者，而那些入境卡本來是大部分人用來證明其身分的重要證據。雖然銷毀紀錄的決定在先，政策的推行在後，雖然當初決定銷毀紀錄的用心可能並無惡意，但是內政部後來推行的政策，其動機並不良善。我寫了一篇特稿給《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指出保護這類知識對一個開放的、健康的社會而言至關重要——事實上，打從文明伊始，保護知識一直是人類重要的任務。
理由很簡單。人類一旦開始聚居，組織社群，就會產生彼此溝通的需要，在此情況下，知識即因之而創造，資訊亦因之而記錄。就我們所知，在最早期的社群中，知識的創造與記錄的形式是口耳相傳，唯一留存至今的永久紀錄形式是各種圖像：畫在洞穴壁上的繪畫，或是刻在石頭上的符號。古人為何刻畫下這些圖像記號，其動機我們一無所知；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也僅能根據理論，提出種種知識上的推測而已。
到了銅器時代，人類的社群變得更有組織，分工更為精細。隨著游牧民族漸漸定居下來，開始建立固定的社群，並且學會農耕，經營最早期的工業之後，他們也開始發展有高低階級的組織，裡頭包含負責統治社群的家族、部族酋長和領導其他社群成員的各種角色。
大約從西元前三千年開始，這些社群即開始保存書面紀錄。從那些最早期的各種檔案紀錄裡，我們找到許多文獻；從這些文獻當中，我們得知這些社會運作的各種細節，其數量之多，實在令人驚異。在其他的文獻裡，我們看到古人開始記錄他們的思想、點子、觀察與故事。這些文獻就保存在最早的圖書館裡。很快地，古人在組織建構知識的過程中，發現他們需要開發種種特殊的技巧，包括知識的記錄和抄寫的技藝。隨著時間的推移，執行這些任務的結果就產生了幾個大致相當於今日圖書館員和檔案專業人員的專業人物。Librarian（圖書館員）這個字來自拉丁文 librarius，而這個字的字根liber的意思就是book（書）。Archivist（檔案專業人員）這個字來自拉丁文archivum，意思是指書寫的紀錄，也指保存這些紀錄的場所。這個字源自希臘文archeia，意思是「公共紀錄」。古人創造圖書館和檔案館的動機與運作方式與現代世界不同，所以把古代這些收藏機構跟今日的圖書館與檔案館做類比是危險的。即便如此，古代文明創立了知識體系，並且發展出種種技巧來整理這些知識，而在這種種技巧當中，有一些我們今日還在使用，例如目錄和詮釋資料（metadata）。
＊作者理查．歐文登從2014年開始擔任博德利圖書館館長——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最資深的管理職位。在這之前，他曾在多間圖書館任職，同時也身兼多職：歐洲研究圖書館聯盟的財務主管，數位保存相關聯盟（Digital Preservation Coalition）的主席，圖書館與資訊資源委員會（華盛頓特區）的理事。本文選自作者著作《焚書：遭到攻擊與在烈焰中倖存的知識受難史》（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