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筆至此，我似乎要恭喜讀者和我自己，因為我們終於做了一個合理的選擇。但是，我不禁還有最後的一個疑問，那就是：如果我本來就沒有犯罪，甚至壓根就是被冤枉的，那我還會選擇這個風險低但卻違背真相的認罪項目嗎？各位讀者難道沒有發現，在這個例子中，警方一開始就採取分開審訊的方式，為的就是讓原本真的犯罪的嫌疑犯傾向選擇於認罪，方便警方蒐證與辦案。但是，對警方而言，它也冒了一個風險，那就是它也在無形中逼迫了原本沒有犯罪的嫌疑犯傾向選擇認罪。如此一來，這種分開審訊的囚徒困境，其實造成冤獄的機會是非常大的。這才是囚徒困境論證的真正價值：合乎個人利益的理性選擇，有時反而會造成損害整體利益的結果。
現在，我們回到當代高教環境下的知識分子處境，它不就是一個活脫脫的囚徒困境嗎？
面對當代高教育環境逐漸沈淪的時刻，各大學的教授先生女士們，每個人莫不是頂著博士頭銜的高知識分子，我們有的是審慎理性的思維頭腦，但是，為什麼我們的高教環境卻一路趨下而走？或許正是因為我們都選擇了囚徒困境中的個人利益的最佳選擇，那就是：認罪吧！在這個舉世皆濁的世道裡，配合學校的諸多招生浮誇措施，或是在教學與研究中抄襲造假，或者對不公義的反教育事實視而不見，這些才是保住個人教職利益的最低風險選擇。於是，台灣整體的高教環品質，就在全體知識分子的理性選擇下，共同走向了沈淪崩壞的結果。
今日對於知識分子的威脅，不論在西方或華人世界，早已不是來自學院、政治、或商業化的行為了，而是所謂的工具理性或專業考量。在這份工具理性的思考模式之下，所謂的專業考量，其實早在這一波波的政商環境的變遷中，逐步變成了養家糊口的職業，然後在不破壞團體、不逾越公認的典範或限制的前提下，極力地促銷自己，讓自己更具有市場性與競爭力。因此，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愈來愈多的所謂知識分子或知識階層的團體，例如經理、教授、新聞從業人員、電腦或政府專家、遊說者、權威人士、多家報刊同時刊載的專欄作家、以提供意見受薪的顧問……等，他們的諸多符合當代專業定義的怪異行徑，不由得令人懷疑作為獨立聲音的知識分子是否仍然存在？
以《知識分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 1994）一書著名的巴勒斯坦學者薩依德（Edward Wadie Said）曾說：知識分子的公共角色應該是局外人、業餘人、與擾動現狀的人（outsider, amateur, and disturber of the status quo），因為知識分子的重任之一就是努力破除限制人類思想溝通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和化約式類別（reductive categories）。
或許，今天這個社會所真正需要的知識分子，不再是剛才所說的那種專業人士，相反地，他應該是個業餘者，然後以作為社會活動中的一份子，勇敢地對最具技術性或專業化的團體，提出不同的行動或道德的議題。因為，身為業餘者的知識分子精神，正好可以進入並轉換我們大多數人所經歷的僅僅為專業的例行作法，讓這些看似常規的內容，有了更活潑、更激進、更多元、更原創性的不同視角。於是，身為一個知識分子，我們不應只再做被認為是該做的事了，而是應該問為什麼要做這件事。至於「誰從中獲利？」或是「誰因此平步青雲？」之類的問題，就讓它留給那些熱衷於此道的人們吧！
＊作者為南華大學通識中心專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