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動雜誌《九十年代》總編輯李怡（化名齊辛）在香港《信報》發表《大家長該退休了》的文章，叫囂『排除超級老人政治的障礙』，使趙紫陽有足夠的權力。《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則呼籲趙成為『獨裁者』。」
失敗者回憶錄121：無意中成了「動亂的醞釀」
1989年北京發生六四屠城慘案。慘案後的6月30日，北京市長陳希同向人大作了《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在報告中赫然看到我的名字，講的是我在前一年即1988年的一篇文章，說它是「動亂的醞釀」。報告原文是：「反動雜誌《九十年代》總編輯李怡（化名齊辛）在香港《信報》發表《大家長該退休了》的文章，叫囂『排除超級老人政治的障礙』，使趙紫陽有足夠的權力。《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則呼籲趙成為『獨裁者』。」
我讀到時，真是如墮五里霧中。一則我在半年前寫的文章，如何預估到半年後胡耀邦會去世並引發八九民運？二則我那篇文章，不僅語調溫和，而且都是根據鄧小平早幾年講過的「老幹部應該退休、不要繼續干政」之類的話，怎麼變成「叫囂排除老人政治」呢？三來，我翻遍了近期的《九十年代》，也找不到呼籲趙紫陽成為獨裁者的文章。此外，齊辛是我筆名，早已公開，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化名」。
陳希同後來因涉貪下馬並進了監獄，他在晚年解釋這報告是由黨中央起草的，中央叫他做報告，他不能不做。
不過，後來我再細讀《大家長該退休了》那篇無心之作，卻發現真是在無意中擊中了超級老人的要害，實際上也正是八九民運和六四產生的政治社會根源。
大家長，指的是鄧小平，當時他在中共黨和政府已沒有任何職務，只擔任中央軍委主席，但實際上他並非只管軍務，而是真正掌管所有黨政大事，成為毛澤東後執掌絕對權力的人。八十年代之初，他曾說過：「天塌下來，有胡耀邦，趙紫陽頂著」。但當胡耀邦按照他的意旨推動改革開放，市場化使「特權」和「關係」成為變相的商品，並滋生大量貪腐，激起民憤。從1986年底開始，合肥等17個城市爆發示威遊行，震驚中共高層。鄧小平就歸咎於胡耀邦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造成。胡耀邦打算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討論。鄧小平反對按黨的機制開會。他在家裡找幾個老人聚會，決定了胡耀邦去留。然後叫胡耀邦參加「黨內生活會」。所謂「黨內生活會」，就是選定一些已經在黨內沒有職務的元老開會，眾元老輪番批評胡耀邦，逼他辭職。在連續七天批鬥下，1987年1月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以舉手通過方式批准胡耀邦辭職。
回想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後，毛澤東也是以政治局擴大會議方式，撤銷鄧小平當時的黨政職務。所謂「擴大會議」，就是加入許多不是政治局委員的「自己人」來作決定。毛死後後鄧小平復出，曾經表示不能夠違反機制，又說開會最忌「一言堂」，其他人鴉雀無聲。想不到他自己掌絕對權力後，也忘記前言，用一個在機制中不存在的「生活會」，來決定居最高權位者的去留。
趙紫陽接替胡耀邦任總書記，實際上掌最高權力的是鄧小平。1988年，鄧小平提出要在這一年內把所有的物價管制全部取消。一開始，在五月放開四種主要副食品的價格，立即引起物價暴漲。但鄧小平表示膽子要大些，不怕風險，「頭破血流」也要硬闖物價關。
取消管制，物價由市場來調節，當然是市場化應有之義，問題是工資沒有市場化，幹部的「特權」和「關係」掌控著許多物資的來源。價格放開引致數月內物價平均張了20%（官方數字），老百姓叫苦連天，社會人心波動。趙紫陽及其智囊，和其他領導層，都早已發覺不妥，但鑑於是鄧小平提議，無人敢反對，也無人敢對鄧進言。在社會動盪中，8月17日政治局會議，仍然強調絕大部分商品價格放開。
趙紫陽終於想到辦法，就是找元老薄一波商量，請薄老勸鄧。在論資排輩中，薄與鄧同輩，而且他已不在權力核心，鄧對他沒有猜忌。薄向鄧說，大家意見是情勢未成熟，建議緩一緩。鄧聽了同輩老人意見才轉過彎來。於是，8月30日國務院會議，就把絕大部分物價放開說成「是指五年或更長時間要達到的目標」。
這是我從某渠道聽到的內幕消息。在《大家長該退休了》一文中，講了這件事，肯定鄧小平終於從善如流，但提到這種由大家長決定一切，大家長一句話所有人鴉雀無聲，明知有問題但連向他進言都不敢，這樣的政治氛圍絕不正常。大家長這次聽從勸告雖好，但不保證以後任何事他都會聽從勸告。而且也不一定找到其他老人進言。因此，倘若政治改革短期無法實現，當務之急是讓大家長完全退休，不再干政，只是用他的威望繼續支持在體制上掌實際權力的趙紫陽。
我當時真是出於善意。想不到無意之間就傷害了超級老人的弱小心靈。中國政治文化千年不變的其中之一，就是「多年媳婦熬成婆」。受欺負的媳婦熬成掌權的婆婆後，就用當年被婆婆欺負的姿態去對待媳婦。這句民間俗語在前面還有一句，較少人知道的，就是「千年大道走成河」。走了千年的大道，早已經積成一條河似的水窪，車輛再也走不動也。
失敗者回憶錄122：獄中老人成就一名奇才
中國這種特權和關係的商品化結構一直延續了數十年。
前文提到我寫那篇《大家長該退休了》的文章，源於那一年鄧小平銳意要闖物價關，闖出大禍。講到放開物價這件事，不能不想起1988年用筆名為《九十年代》提供好幾篇經濟分析文章的楊小凱。他那時已經預言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下，社會對價格放開的承受能力很有限，認定必會導致物價狂升，社會動盪。實際上，那也是八九民運提出「反官倒」而引起社會共鳴的根本原因。
我是1986年認識楊小凱的，那年他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博士生，訪問香港時我邀請他參加我們雜誌200期座談會，後來我們還有過兩次私下交談。1988年時他為《九十年代》寫學術性與可讀性兼備的經濟文章時，已獲博士學位並在澳洲蒙納殊大學（Monash University）經濟系任教了。其後他的學術成就突飛猛進，2002、03兩年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候選人。他在經濟學上的貢獻非我所能認識。只知道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2002年說：「現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經濟研究就是楊小凱所做的。」可惜天妒英才，在2004年他在澳洲因肺癌去世了。
所謂價格放開就是政府取消對物價管制，物價全由市場調節。這本來是所有實行市場化國家行之有效的應有之義。為什麼中國社會就承受不了呢？楊小凱的文章說，因為中國的制度結構有兩個最顯著的特點：政治集權和資源國有。兩者結合，就產生了等級授權、等級特權和資源配置受等級操控的狀態。在毛澤東時代，幹部雖有特權，能夠享受特殊待遇，但特權和關係沒有成為可由金錢交換的商品。改革開放後，特權和關係就商品化了。
他舉例說，比如放開價格前一包香煙國家牌價是8角，有關係的人就要以1.5元向香煙管制者購買，其中7角是用來支付管制者的關係索價，然後這關係人再以每包2.2元賣給小販，煙攤小販的賣出價是2.8元，賺6角。關係人之間也存在競爭，有些人可能花一兩天時間送禮、打關係，白白花了時間金錢也得不到香煙。此外，管制者還要賄賂或變相賄賂有權委任他或撤換他的高一級管制者。於是，國家牌價與百姓真正能夠買到的黑市價就存在差價。這差價就是特權與關係戶所得到的好處。
中國這種特權和關係的商品化結構一直延續了數十年。
黑市價儘管高於牌價，但既有管制的牌價存在，黑市價就不能不有所抑制。一旦物價放開，政治權力與市場結合，價格沒有了牌價限制，而資源繼續國有，就出現了沒有底線的官員倒賣，即「官倒」。於是，買賣權力、囤積居奇、投機倒把、哄抬物價、通貨膨脹，以致搶購風潮就紛紛湧現。民怨沸騰，超越了社會的承受能力。放開物價肥了特權官員和被稱為「倒爺」的倒賣者，百姓受層層盤剝，吃盡苦頭。八九民運的主要訴求是「反官倒」，「爭民主」。根源在此。
小凱的文章有許多經濟學的數據和論點，這裡只能就我記得的概括談談。
講起楊小凱，可以說是一個奇人。他原名楊曦光，文革初期是紅衛兵，1968年他19歲，寫了篇題為《中國向何處去》的文章，被中央文革指為反革命，判刑十年。楊小凱說，他進牢房時，見到一個在牆角蜷縮的老人。老人說，你是楊曦光吧？小凱說，你怎麼知道？老人說，我算著你也該進來了。他勸誡楊小凱不要沉浸在紅色革命思想中，要學習數學，學習經濟學，研究真正的科學。老人叫劉鳳翔，楊小凱說他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思想啟蒙者。那時，許多大學教授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被關在牢裡，滿腹學問卻無用武之地。楊小凱向大學教授、工程師等人虛心請教，學習了比大學課程更豐厚的知識。家人給他寄了些書，包括馬克思三卷《資本論》，亞當·史密斯《國富論》，和在獄中被他翻爛了的英文字典。十年牢獄出來，別的青年都虛耗了生命，楊小凱卻苦讀和受教了十年。
1978年他在湖南大學旁聽一年後，考入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1982年獲經濟學碩士，被武漢大學聘為助教。1983年受到在武漢大學訪問的美籍經濟學家鄒至莊賞識，推薦他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從此進入國際經濟學領域的殿堂。儘管他英年早逝，卻在有生之最後20年，成就了學術輝煌。
至於在牢獄中對楊小凱啟蒙的老人劉鳳翔，原是《湖南農民報》的編委，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獄中1970年被指為「極右分子」遭槍斃。
文革十年中的青少年，絕大部分是沒有受過教育、沒有文化教養而只懂得政治鬥爭的權力爭逐者。但想不到也有因為坐牢而最終成為世界頂級經濟學家的人。由此證明，即使環境惡劣，仍然可以在惡劣環境中找到自己。上述楊小凱的故事，大部分是他跟我說的，也有小部分是我從其他人的敘說中看到的。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