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逐夢大道》在提名時受到的忽視，包括導演Ava DuVernay和演金恩博士的男主角David Oyelowo都沒有被提名，都引起很大爭議。因此主持人在開場時說，今天我們向美國最優秀和「最白」（whitest)的人致敬──錯了，我是說最聰明的(brightest)。而當這位男主角David Oyelowo和主持人在頒獎現場有段小小演出而獲得觀眾掌聲時，主持人說，「喔，現在你們喜歡他了。」
此外，關於斯諾登的紀錄片“Citzenfour”（譯名：第四公民）獲獎時，導演說「愛德華斯諾登所揭露的秘密，不只是對我們個人隱私的威脅，更是對民主本身的威脅。當對我們最重要的決定是在秘密中進行時，我們就失去了制衡控制我們的權力的能力。」
奧斯卡頒獎典禮的政治性發言，當然不是第一次。在奧斯卡頒獎歷史上經常有人利用這個全球注目的場合，發表對體制的批判，抗議社會的不公。
最為人稱道的是1973年馬龍白蘭度因為電影「教父」獲得最佳男主角，但他沒有出席，而是請一位美國印第安原住民女性演員Sacheen Littlefeather代為出席領獎；在她代發表的致詞中，馬龍白蘭度嚴厲批評了美國電影工業對印第安原住民的歧視待遇。
1993年，一向敢言的蘇珊莎蘭登、提姆羅賓絲夫婦在領獎時批評美國政府將感染愛滋病的海地難民集中於關達那摩灣（Guantanamo Bay)的美軍基地。（十年後，這個基地因為美軍在此對所謂反恐戰爭的囚犯進行虐待而更惡名昭彰。）
1999年，奧斯卡頒發終身成就獎給五零年代的重要導演伊力卡山（Elia Kazan），但他一向也被認為在五零年代麥卡錫主義的白色恐怖中，點名指控他的若干電影圈同業為親共人士（當時電影圈有許多人被指控，以致於失去工作），因此在頒獎典禮上，許多人（如尼克諾特、艾德哈理斯）拒絕起立以作為一種抗議。
更激烈的是2003年，伊拉克戰爭剛開始，獲得最佳紀錄片的導演麥可摩爾（Michael Moore） 在領獎時大聲痛罵當時總統：「布希先生，我們反對這場戰爭！你很可恥！布希先生！你很可恥！」
太激烈了嗎？或許。但一方面電影畢竟可以讓我們反思現實，另方面什麼樣的電影被生產、被看見、被提名，都是政治的。如果頒獎時只有燈火燦爛、歌舞昇平，彷彿過去這一年世界上什麼都沒發生，這才是電影與電影人的蒼白。 正如John Legend在致詞引用黑人歌手妮娜西蒙(Nina Simone)的話：「藝術家的責任是反映我們所身處的時代。」
下個月的香港電影金像獎，不知道我們會看到什麼異議火光。
＊作者為台灣評論人，現任香港《號外》雜誌主編兼《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總主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