滾雪球效應和國際影響
當一個人因挑戰不公義而受到懲罰時，其他人經常會來幫助他們。然而，那些提供支持的人自己也可能面臨懲罰，有時遭到更嚴重的指控。公民記者張展因COVID-19相關報導而被判處四年監禁，她在試圖找到武漢的另一公民記者方斌時被拘留；方斌則因疫情發生的頭幾天在醫院拍攝的影片而受到國際關注。十二月，湖南省官員將一名教師李田田 強制送入 精神病院，因為她向另一名因質疑對中日歷史的官方敘事而被解僱的教師表示同情。在李田田獲釋之後，知名律師謝陽因試圖探望她而被指控「煽動顛覆罪」。這系列的滾雪球效應暗示了中國政府為壓制異議而不惜投入的巨大資源規模。
這種鎮壓所造成的傷害超出了被監禁的當事人和他們所屬的群體。它同時破壞了任何試圖在中國建立法治的努力，降低了政府解決不滿的能力，並同時掩蓋和加劇了公眾對政府政策醞釀的失望情緒。
此外，與當今中國的許多其他情況一樣，北京針對言論自由進行起訴的案件範圍、性質和頻率對更廣泛的世界造成了影響。在過去一年中，許多被控告或判刑的人因為向國外發送跟COVID-19有關 的消息，或者以其他管道與流亡者進行溝通、為中國和全球的新聞閱聽眾提供寶貴資訊，而受到懲罰。其他人則本身就是外國公民 — 包括面臨可疑間諜罪指控的澳洲作家楊恆均，以及貝里斯籍的李亨利•胡翔，他在去年四月因資助並支持香港抗議者而被判處11年刑期。
數十名在囚人士因為在全球社群平台 — 尤其是臉書、推特和YouTube — 上評論或發表資訊而入獄，即使這些公司並沒有將用戶數據轉交給中國當局。在這些用戶受到懲罰的當下，中國官員和官媒正在這些同樣的全球社群平台上投入可觀資源操縱資訊 流通。與此同時，隸屬騰訊旗下的微信等中國平台上，一些用戶似乎因為在私人群組通訊裡分享特定內容而面臨懲罰，反映了公司員工如何轉交數據給當權者，這種作法也有前例。騰訊既是外國投資的接收者，也是國外科技公司的主要投資大戶，這讓人對其那些合作對象產生質疑：他們是否實際上也是共犯。
訪問中國的外國人們甚至可能發現自己離這些拘留場所很近。上週，法輪大法信息中心 公布了一張地圖，顯示北京拘留場所與冬季奧運會場館之間的短距離。許多離奧運場館數英里之遠的拘留中心都是宗教信徒、維權律師、上訪者和其他草根維權人士熟悉的虐待場所。
打破沉默
不幸的是，如果沒有一個重大的政治轉變，所有這些囚犯就不會被釋放，或者有辦法阻止另一批公民因類似原因被關押。但是，國際及在地的行動者仍可有所作為，並且拯救生命。據報導，當局在公眾要求讓張展保外就醫的壓力之下，改善了她的（關押）條件；經歷兩年對方斌下落的不懈尋找後，維權人士在本月得出他被關押在武漢一個拘留中心的結論；而即使富士康事件的吹哨者唐明芳 仍在囚，他的行動依然迫使公司停止雇用學童作為工人。
有更多行動能被實行來引起人們對中國言論自由維權人士困境的關注。外國官員在訪問特定省份或城市時應提起相關案件；私營行業的主管層級應該利用他們對商品供應鏈的影響力來支持吹哨人，就像維權團體在唐明芳的案件中對亞馬遜公司 提出質問一樣；而科技公司的投資人們應該對他們在監控和壓迫中可能參與的共犯行為提出詢問。
記住中共不想讓世界或者中國大眾聽到的許多聲音是至關重要的。憑藉著他們的勇氣、非暴力和為同胞們所做的犧牲，他們為中國和其他地方的美好未來帶來了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