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實際上還認為,在新疆使再教育營合法化或實際合法化的有關剷除極端主義的規定是通過跟中央政府密切協商制定的。我的研究論文去年9月做出了這樣的報告。後來這些報告也提交給了維吾爾法庭的第二次聽證會。
現在這新疆文件提供了迄今為止的最好的論據,這就是習近平發表了多次講話,那些講話跟後來新疆地區實行的種種措施高度吻合。有了這樣的新的證據,(人們現在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說新疆發生的壞事應當由新疆地方官員負責這種說法是成問題的。因為現在很清楚,這些如此重要的措施肯定是得到了北京的同意或至少事後的同意。
在這方面(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前中國政協主席)俞正聲的講話也非常有趣,他在2014年5月底發表了講話。你假如是讀俞正聲的講話,你會非常明顯地看到,他是如何談論需要詳細執行習近平所說的一切以及中央政府所下達的有關新疆的命令。俞正聲在他的通篇講話中所用的措辭非常引人注目,他的講話不像習近平的講話那麼長,他所強調的政策落實和根據中央政府指令而要完成的經濟發展目標都是跟習近平的講話密切相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