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媒體討論九七問題，也是由《七十年代》雜誌開始。1979年12月號，《七十年代》翻譯刊登了英國研究香港問題專家沃爾特·伊斯（Walter Easey）的長文《對香港前途的推測》，首次在香港媒體提出九七問題。文中指英國信守條約，對港島和九龍有永久主權，對新界的主權就到1997年6月中止。中國立場正相反，一直不承認不平等條約，不管香港、九龍還是新界，保持現狀由英國管治，都基於可供中國利用的目的。一旦英國要延長租約，中共就認為涉及國恥，一向強調民族主義的政權就無法容忍也。
對中共來說，當時最好就大家不提九七，讓香港繼續給中國「充分利用」，一提就民族主義上腦，不能不硬著頭皮要收回主權。當時《七十年代》提出九七問題，有左派人士不以為然，覺得不「策略」。但我們提出來時，已經是港督麥理浩訪京見過鄧小平之後，已得知中國不會接受任何延續英國管理的方式了。只不過麥理浩沒有把這訊息公之於眾。部分英資得風氣之先，漸漸將資本轉移出香港。
到1981年，所有的香港媒體都捲進關於九七問題的討論中。在大專學界，仍然有相當部分學生在觀念上反對殖民主義，對中國透露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權，基於民族主義而支持。198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七十週年，香港大專同學有一連串活動，其中在中文大學的集會邀我作最後一個演講人，並指定談九七問題。我在演講中，講到海峽兩岸對辛亥革命者節日有不同解讀，而且都只是單一的、不容其他意見的解讀，而唯有在香港，我們可以暢所欲言，對辛亥革命可以作不同的分析和討論。香港在過去一百多年中，支持中國革命、抗戰，捐款支持中國的各次災難，文革後又大批港商去投資，殖民地香港對中國作用之大不容置疑。如果香港的主權改變了，對中國是否更好或變成同其他城市一樣了呢？民族主義是抽象的信仰理念？還是應該從現實、從歷史經驗去看怎樣才對國家民族有利？我們應該選擇滿足抽象的觀念，還是應該更多地考慮民族主義的現實呢？
演講還談到香港人的意願等問題，九七的事日後會詳述。我只想說，在1981年，關於香港前途的中英談判未開始，民族主義既是中共宣傳的利器，也是香港具有反殖意識的華人特別是部分年輕人的未經思考的認知。在演講中，我引述一位外國朋友對我說：「我想你相當矛盾，一方面你是中國人，中國人不希望被外人統治；另方面你住在香港，香港人又不能接受大陸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仍然以中國人的身份來談香港前途，提到從民族主義出發，香港維持現狀在現實上對中國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