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海外知識人提出，要有否定自己過去錯誤的勇氣，要祛除家醜不可外揚的心理，不怕自己作為中國人而面目無光。
失敗者回憶錄91：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
1980年我在愛荷華訪問一個月，之前途經芝加哥，應芝大教授鄒讜邀請，作了一次講座。其間與這位博學深思又謙和的教授討論了不少問題。到愛荷華後，接到他的電話，他概括我們的談話，提出了這樣一句話：海外知識人現在應該從認同開始轉為重新認識中國。
現在的人可能連這句話的涵義都未必清楚。回到當年的時空，是海外知識人對中國全面認同的時代。離開愛荷華的下一個行程，就是去美東參加保釣十年的「國是研討會」。
保釣十年，實際上釣運早已經漸行漸遠漸無聲了。但當年積極參加保釣或因保釣而開始關心時局的留美知識人，對十年前的熱情投入仍然念念不忘。其後「釣運」轉入「統運」（中國統一運動），心繫台灣的留學生，特別是本省人，或有台灣官宦背景的人，反對「統運」，就產生了台灣自主派、革新派，等等。文革結束帶來的思想震盪使「統運」潰不成軍。當年齊心保釣的熱情消散了，而一些保釣積極分子還想延續對「國是」的關心，於是約有六十人參加了這個保釣十年的研討營，並邀我作主要發言者。
經過大半個月的思索，我將鄒教授的歸納作講題，提出「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的觀念。
何謂「認同」，就是對一個國家、一個政權、一片山河大地的純感情的認同，它的背景一是從台灣出來的留學生對國民黨政權的失望，國民黨的反共宣傳儘管有大部分是事實，但也因為用語的極端醜化而產生反效果，二是中共文革的問題仍然被遮蓋而沒有顯露，虛假宣傳使海外知識人先入為主地照單全收，三是西方世界左翼思想對知識人的全面滲透，四是中美關係突破掀起中國熱，和大量海外知識人的「回國潮」，中共對這些人的刻意以至作偽的安排，使許多人對中國產生好感，許多人在1949年從大陸到台灣後，一直未能與大陸親人聚首，從小在台灣接受的大中華壯麗河山教育，對嚮往已久的「祖國」早有先入為主的熱情和愛意，至於政權和老百姓的生活，他們是沒有機會接觸和了解的。
有一位旅美學者，分離幾十年後，第一次回中國，他坐船遊長江，竟然雙眼盯著長江水，愣愣地看了兩小時，朋友問他：你光看著水做什麼？他回答說：我沒有看長江幾十年了，現在看兩小時還多嗎？
那時是1980年，我讀到中國青年詩人顧城寫的一首詩·《結束》，其中的名句是：
「戴孝的帆船，/慢慢地走過，/展開了暗黃的屍布。」
一位是歷經幾十年鄉愁，第一次回到日思暮想的山河大地，所引發的純感情的反應；另一位是1956年在中國大陸出生，在中共洗腦式教育下成長的20多歲的詩人在成長的20多年對現實的觀察，深遂的感情書寫。同樣是看長江，哪一個更真實呢？
《結束》這首詩全首朦朧而深刻，只上引這幾句，就蘊藏著多少長江支流嘉陵江的人民的苦難。這首詩發表時引發許多對祖國山河大地一味愛戀的先入為主的爭議。毫無疑問，這樣的作品也一定不能在文革結束前發表。但這幾句詩卻在我腦子裡盤旋了數十年。
認同的問題，可用盯著長江水兩小時這種感情作象徵，問題是這種感情把落後的體制、民情、政權、政黨，主義，甚而當時的貧窮，都全體認同了。在《七十年代》上有人提出，「醜也罷，美也罷，這是我的祖國，我的母親」。
這種無條件的「愛國」，等同於放棄自己作為國家主人的意識（雖然實際上沒有，但意識上應該有），將一張空白支票交給掌權者，讓他們將百姓的天賦權利予取予求。這是我們需要重新認識中國的出發點之一。
我在演講中講到重新認識中國，主要意思是要對當時佔相當多數的中國認同、中國熱，排除感性的認同，強調理性的認識。我向海外知識人提出，要有否定自己過去錯誤的勇氣，要祛除家醜不可外揚的心理，不怕自己作為中國人而面目無光。
現在讀來，這篇文章自然沒什麼意義。因為海外只是一味感情認同中國的人已不多。但當時此文在香港和海外左翼知識人中卻引起較大反響。對中共來說，等於反轉了他們的統戰。我與中共的關係也應該是從這裡有了扭轉。隨後我出版了一本書，以這題目作書名，收了那兩年寫的共十篇文章，寫的大都是自己這段期間的思想歷程。許多人認為此書標誌我思想認識的分水嶺。出版前在「自序」中，我說我寫這些文章和出版前，一直在思想上掙扎：要不要發表？對自己帶來怎樣的生活和事業的困境？不過它還是出版了。
這不是成功的標記，毋寧說是失敗的標記，是我在左派中被認為成功的典範時的自毀前途。不過，文章發表及出書後，我是從未有過的心情舒暢，一種完全忠實於自己、沒有利害考慮的我手寫我心的感覺。太美妙了。（原文發佈於2022年1月3日）
失敗者回憶錄92：九七覺醒
在此書扉頁，錄下我作於1980年的一首詩：「是非混沌與誰評，回首十年悲喜驚，世事翻騰觀念改，今朝探索啟新程。」
在《從認同道重新認識中國》這本書的最後一篇，題為《九七覺醒》。寫於1981年，那時香港前途問題已被廣泛議論，但中英談判還沒有正式開始。
香港媒體過去一直沒有什麼人關心九七問題。自從六七暴動中國用最激烈的語言而最後沒有任何行動之後，香港大多數人就高枕無憂了。問題是英國是一切按規則做事的法治國家，對新界的租借條約於1997年到期不能視若無睹，因此英國在1979年已經開始在國會有提到條約到期的問題了。
香港媒體討論九七問題，也是由《七十年代》雜誌開始。1979年12月號，《七十年代》翻譯刊登了英國研究香港問題專家沃爾特·伊斯（Walter Easey）的長文《對香港前途的推測》，首次在香港媒體提出九七問題。文中指英國信守條約，對港島和九龍有永久主權，對新界的主權就到1997年6月中止。中國立場正相反，一直不承認不平等條約，不管香港、九龍還是新界，保持現狀由英國管治，都基於可供中國利用的目的。一旦英國要延長租約，中共就認為涉及國恥，一向強調民族主義的政權就無法容忍也。
對中共來說，當時最好就大家不提九七，讓香港繼續給中國「充分利用」，一提就民族主義上腦，不能不硬著頭皮要收回主權。當時《七十年代》提出九七問題，有左派人士不以為然，覺得不「策略」。但我們提出來時，已經是港督麥理浩訪京見過鄧小平之後，已得知中國不會接受任何延續英國管理的方式了。只不過麥理浩沒有把這訊息公之於眾。部分英資得風氣之先，漸漸將資本轉移出香港。
到1981年，所有的香港媒體都捲進關於九七問題的討論中。在大專學界，仍然有相當部分學生在觀念上反對殖民主義，對中國透露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權，基於民族主義而支持。198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七十週年，香港大專同學有一連串活動，其中在中文大學的集會邀我作最後一個演講人，並指定談九七問題。我在演講中，講到海峽兩岸對辛亥革命者節日有不同解讀，而且都只是單一的、不容其他意見的解讀，而唯有在香港，我們可以暢所欲言，對辛亥革命可以作不同的分析和討論。香港在過去一百多年中，支持中國革命、抗戰，捐款支持中國的各次災難，文革後又大批港商去投資，殖民地香港對中國作用之大不容置疑。如果香港的主權改變了，對中國是否更好或變成同其他城市一樣了呢？民族主義是抽象的信仰理念？還是應該從現實、從歷史經驗去看怎樣才對國家民族有利？我們應該選擇滿足抽象的觀念，還是應該更多地考慮民族主義的現實呢？
演講還談到香港人的意願等問題，九七的事日後會詳述。我只想說，在1981年，關於香港前途的中英談判未開始，民族主義既是中共宣傳的利器，也是香港具有反殖意識的華人特別是部分年輕人的未經思考的認知。在演講中，我引述一位外國朋友對我說：「我想你相當矛盾，一方面你是中國人，中國人不希望被外人統治；另方面你住在香港，香港人又不能接受大陸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仍然以中國人的身份來談香港前途，提到從民族主義出發，香港維持現狀在現實上對中國有利。
這是我對自小形成的民族主義的現實覺醒，是我創辦《七十年代》十年的思路。我在辦刊過程中，由自身經驗，看到香港的自由言論對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影響，這裡可以看到兩岸老百姓看不到的資訊，可以接觸到有親身經歷而又毋須顧忌因言致禍的人，這裡左右派思想可以互相衝擊，也可以和平交流，在各種資訊中作自己的判斷。在這裡，憑良心講話不會損及自身安全。言論自由，對所有的政體，對所有人民權利，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漫長歷史的華人社會，卻只能在外國人保護傘下才能獲得，包括以前大陸一些城市的租界，特別是香港。《七十年代》在前十年的所有編輯歷程，使我深深體會到海峽兩岸缺乏言論自由給社會、給人民帶來的苦難與壓抑，也深深體會到香港言論自由對兩岸的真實影響。老實說，我並沒有推動兩岸民主自由的大志，我開始只是努力把本份工作做好。是時局的發展和雜誌「外轉內」的作用使我認識了自己所做事情的意義，也深入了解了言論自由對社會的重要性。
這過程中，我不斷思考，不斷反省，不斷解剖自己以往的認知，這種感情活動促使我在那兩年（1979-81）寫下那十篇文章。
在此書扉頁，錄下我作於1980年的一首詩：「是非混沌與誰評，回首十年悲喜驚，世事翻騰觀念改，今朝探索啟新程。」
即使有這樣的覺醒，但實際上我對言論自由和民族主義的認識還粗淺，不過已經因世事翻騰而一些觀念有改變了。（原文發佈於2022年1月5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