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大會1個月的會期，真正討論議題的時間並不多，因此要每天晚上寫一篇「國大側記」，還真要花不少心思。當時在國民大會上，有許多學校提供的大學生來為國代服務，東吳、輔大、文化都有，大都是政治系的學生，我跟他們也混得很熟。他們告訴我：「我們老師說《中國時報》的「國大側記」，你們一定要好好讀，很有內容。」可見我把國大的專欄經營得有聲有色。
國大採訪，碰觸禁忌初體驗
有關中央民意機構改選或廢除國大的議題，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是完全不能碰觸的，然而這個問題已逐漸浮現，政府也打算在當時的《憲法》「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中多藏一些玄機，已備日後運用，但是老國代堅壁清野、高度警覺，因此在國大議場暗流洶湧。這是很敏感的話題，在言論受到控制的當時環境，不容報紙有絲毫觸及與點破。
但我難安於「無功能」，於是設法透過文字技巧，既能掌握分寸，又能帶出不能寫的東西。比如點到為止、意在言外、暗埋地雷等等，偷渡一些訊息、諷刺或批評，這就是所謂的「曲筆」，讓明眼人心領神會，看出蹊蹺，但又不直接對沖到禁忌。近代史泰斗沈雲龍教授（他也是國大代表）曾當面誇讚我「曲筆」寫得有功力。此外，我並首開風氣之先，時常拜訪林山田、胡佛、李鴻禧等《憲法》學者，借他們的口說自己想說的話，跟他們頻繁接觸；甚至後來引進他們在《中國時報》寫專欄，宣揚民主憲政思想和憲政主張，對民主改革有相當的影響。
國民大會是在陽明山中山樓開會，所以每天一大早搭車上山，傍晚散會趕回報社發稿。一個晚上要寫不少字，到了11、12點下班回去倒頭就睡，第二天又一早起來，周而復始。這樣緊湊的生活，過了1個月。國民大會結束後，報社就把整個國會新聞線交給了我，扛起要聞大旗。
採訪國會新聞的感受
這次國民大會除了行禮如儀，完成蔣介石、嚴家淦連任總統、副總統的選舉以外，最重要的是修訂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在老成凋謝而基於「法統」需要「國會不能全面改選」的情形下，增加國會名額，在新產生的立、監委、國大代表之前冠上「增額」2字，以達到充實中央民意機構的目的。
於是，在我正式採訪國會1年後，第1次增額立法委員（約51位）開始進到立法院，其中有：康寧祥、蔡友土、黃澤青、謝深山、劉松藩、蕭天讚等人。那時還沒有王金平，他是1975年第2次的增額立委。
國會新聞路線是指立法院、監察院、國民大會這3個中央民意機構。國大每6年召開1次，平時基本沒事，但立、監兩院經常行使職權，尤其立法院，每天開的會不比今天少，而遠比今天認真。儘管不似現在有那麼多政黨矛盾，但國民黨內的派系較勁，立法院與行政院的意見衝突，乃至立委與黨中央（蔣介石）之間的相左，也都是經常發生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