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由沒有說。我領會到從來沒有對我們的編務表達過意見的潘公，突然提出這意見應該是非同尋常，他一定聽到什麼重要訊息。但我考慮雜誌向來的取稿原則是文章的質素而非立場，要切合時代的要求，要對讀者和作者群負責，而不是對掌權者負責。因此，我沒有接受潘公的意見，評魏案的文章照刊。而且在下一期的12月號，對此案作更深入的分析。
魏京生案是鄧小平結束民主假期的一系列施政的延續。1978年他利用西單民主牆「發揚民主」，即所謂北京之春，來逼退華國鋒而重掌最高權力後，於1979年四月提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而其中最重要和實際的，就是「堅持黨的領導」，並逮捕了民辦刊物的魏京生，封閉西單牆。魏京生在民辦刊物《探索》上的文章「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中提到，「人民必須警惕鄧小平蜕化為獨裁者……他正在走的是一條騙取人民信任後實行獨裁的道路。」這是他被捕和判刑的實質原因。至於他在法庭上被公開指控的「叛國罪」，則屬「莫須有」，比如說他向外國人提供軍事情報，但他作為北京市公園服務管理處的一個工人，如何可以掌握到軍事情報？若有人提供情報給他，何以又沒有逮捕直接掌握情報的人員？而接收他所提供的情報的外國人何以又沒有被捕和判間諜罪？從四月以來前後發生的所有事實來看，魏案毫無疑問就是「以言治罪」。「治罪」之「言」，也非常明顯地是因為直接指向鄧小平。因此，合理的懷疑是：此案若非鄧小平欽定，也至少是為迎合他而作出的司法行為。
潘公相信早得風聲，所以突然向我提出忠告。而廖承志也以「反對鄧小平」為藉口，要把《七十》「徹底搞垮」，真正原因則是我們評論了廖公船。因為以廖承志對香港事務的了解，當時新華社（即港澳工委）除新派來的第一社長王匡之外，其他長期沿用的舊人，如第二社長李菊生、副社長祁烽、秘書長楊奇等等，都不贊同「徹底搞垮」的意見。換句話說，熟悉香港社會環境的當年中共駐港人員，即使出於保護自己的原因，在文革期間不得不執行一些「極左」政策，但大體上，還是根據香港實際環境而有所抑制的。因此，廖公的指令在香港沒有被執行。王匡也不能夠左右執行人員的作為。1979年《七十年代》沒有被左派排擠和杯葛。我們仍然在左派陣營生存。
總括來說，這一年發生了幾件事，使我同中共的關係有了很深的裂痕。
一是四月時我們召開了「中國統一前景座談會」，邀約了一些在香港的台籍學者參加，當時中共駐港高層在開會前曾經想叫停這個座談，但因為一切都準備好，不可能停辦了，於是左派就叫羅孚出席，以平衡右派觀點，但想不到真正發生影響的是「不統一有什麼不好」的觀點；其二是中共在過去兩年開放大陸人訂閱《七十年代》後，於1979年大陸海關突然禁止入口，我們發表社論據理力爭，我與王匡面對面抗辯；其三，我們發表了「中共的特權階層」，直接得罪了主管香港的廖承志；其四，是刊登了關於魏京生案的評論，而拒絕了潘公的勸阻；其五，是我在這一年去美加週遊幾個大城市，與讀者作者們見面，和出席愛荷華的「中國週末」，臨走前半個月，潘公曾委婉勸我：可不可以稍後再考慮去美國？但我說，一切都安排好，他也沒有再說什麼。回來後，我主動給潘公寫了一個報告，大致講了此行觀感，特別是留美知識人這時關於中國關於兩岸的一些想法。他沒有回應。
還有一件事，就是1979年初，潘公曾經向我表示，邀我當政協委員。我委婉地拒絕說，辦雜誌，還是保持政治獨立比較好。
1979年後，與潘公的接觸就少了。與新華社其他高層也漸行漸遠。但真正分離還要再過兩年。（原文發佈於2021年11月15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