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提到，台灣近十年來鑑於內外處境，對輿論的壓制有所放鬆，「在石縫中茁長的台灣文藝的草木，就顯得特別精壯，它在文藝方面的成就勝過大陸三十年的文壇」。
失敗者回憶錄87：愛荷華的「中國週末」
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左傾文化極端專制的時期結束，言論控制有了鬆動，而最先作出反應的，是文學作品。文學作品表面是「虛構」的，不會直接觸及具體人物，因此反而更能真實地無顧忌反映現實。比照歷史，我當時寫過：歷史除了人名和年份是真的之外，其他都是假的；小說除了人名和年份是假的之外，其他都是真的。這是極而言之的判斷。
文革後，最先出現的是「傷痕文學」，寫的是文革悲劇，個人遭遇的不幸，等等。繼而，文藝界在批判現實的道路上又走前一步。1979年7月號《人民文學》刊登了小說「喬廠長上任記」，寫了文革後一間工廠的人事混亂，加上投機取巧、走後門風氣氾濫，使一個決心想搞好業務的新廠長，反而受到數不盡的咒罵、譏笑和誣告。8月號《詩刊》發表了「將軍，你不能這樣做」，講一個受文革迫害後重新走上領導崗位的將軍，大搞特權，竟下令拆掉幼兒園，為自己建樓房。
這些事，與其後揭發動輒千億的貪腐事件比較，當然見怪不怪了。但當時是轟動的。
因為這是中共建政以來大陸未出現過的文藝現象。過去中共一直嚴格執行毛澤東的為工農兵服務、為政治服務的路線，只能歌頌光明，不能揭露黑暗，使文藝創作思想單一，內容單調，許多在中共建政前卓有成就的作家，1949年後在思想箝制下都寫不出好作品。到了文革，極左文藝路線更發展到沒有人性、沒有愛情的荒謬程度。因此，當1979年我看到大陸文藝界出現了批判現實主義的苗頭，深有感觸，覺得是好兆頭。正是在這時刻，我訪問了美國，參加了9月中旬在愛荷華舉辦的「中國週末」討論會，並作了講話。
愛荷華大學設有「國際寫作計劃」，每年邀請世界各地的作家到愛荷華這個環境優美的大學城，過幾個月自由自在、沒有政治干擾與審查的美國生活。「計劃」由詩人保羅·安格爾創辦，那年他退休，轉由他的妻子、台灣著名作家聶華苓任主席。文革後，在1978年，他們和兩個女兒同訪中國，並通過中國作家協會邀請中國作家赴美。1979年中國派出蕭乾和畢朔望兩個作家參與。蕭乾大名鼎鼎，畢朔望不知何人，據聞是作協黨組成員。中國首次派出作家訪美，想是認為有黨員「照料」的必要。
過去，已經有許多台灣和香港作家參加過「國際寫作計劃」，但那一年是中國大陸作家第一次參加，讓人感覺奇怪的是，「計劃」邀請台灣來參加的王拓和瘂弦卻沒有來。參加「中國週末」討論會的，香港來的是我和戴天，台灣有詩人高準，旅美的作家學者不乏名人，包括於梨華、陳若曦、鄭愁予、歐陽子、劉紹銘、周策縱、葉維廉、李歐梵等。
我第一次去美國，又是第一次參加這樣的國際會議，若不是對當前中國的文藝現象已經醞釀了好一陣的想法，不吐不快的話，我是不會答應出席發言的。
雖已經是四十多年前的講詞，但我至今仍然覺得有些段落很用心，在當時也是適切的。
我講到當時在中國，人民有強烈要求，就是實現民主化和現代化，民主化是使人民有權，現代化是物質文明的進步。但統治階層中還有不少人，基於本身的既得利益，仍然漠視、壓制、打擊這種要求。面對這樣的時代，有良知的文藝家和新聞工作者，都不應該在人民的重負、苦難、無權面前閉上眼睛。「如果作家們在蘸著墨水如同蘸著自己血肉那樣痛心疾首地表現人民的苦樂……，那就一定可以在未來產生劃時代的文學作品。」
我在演講中提到一個未經研究的印象，「在社會安定、經濟繁榮、人民康樂的盛世中，不會有劃時代的文學作品；在強權統治的專制黑暗時代，也不會有茂盛的劃時代作品。世界各國的文學繁榮時期，若不產生在一個繁榮盛世開始走向沒落的時期，就是多產生在黑暗時代將要過去、光明時代將要到來的時候，……多產生在人民的沉重苦難開始減輕、人們可以吁一口氣的時候。而中國的今天，似乎就是在這樣的時候。」我又提到，台灣近十年來鑑於內外處境，對輿論的壓制有所放鬆，「在石縫中茁長的台灣文藝的草木，就顯得特別精壯，它在文藝方面的成就勝過大陸三十年的文壇」。
我這篇講話，當時引起相當多討論，包括大陸的文藝雜誌，都有批評、爭論與轉載。愛荷華的「國際寫作計劃」也因我這篇講話而邀請我在次年去擔任訪問作家。
現在看起來，當時對中國及文藝界的估計，是太樂觀了。時代給予批判現實的作家鼓勵，但體制給予的限制卻是揮之不去的生死威脅。（原文發佈於2021年11月12日）
失敗者回憶錄88：1979年與中共關係觸礁
1979年發生了幾件事，雖未至於使我與中共的關係破裂，但思想上、觀念上的裂口已經形成。我會認為這是我與左派分道揚鑣的一年。
前文講到「特權階層在中國」的文章，觸及廖承志，以致他下令把《七十年代》「徹底搞垮」。但實際上這篇惹禍文章刊出後，中共沒有任何反應。而廖承志向王匡提出的「徹底搞垮」的理由也不是這樁與他關聯的報導，而是《七十年代》批評鄧小平的「反民主」。因此，表面理由是魏京生案，暗藏的實際理由是廖公船。
這一年的10月16日，北京法院對七個月前拘捕的魏京生重判15年徒刑。《七十年代》收到一篇來稿評論此事，趕著在11月號發刊。那時的印刷流程比現在慢很多，每當付印前我都親自到印刷廠作最後審定。記得那天在印刷廠，手下一位編輯趕來找我，說潘公要他向我轉告，《七十年代》不要發表有關魏京生案的評論。
理由沒有說。我領會到從來沒有對我們的編務表達過意見的潘公，突然提出這意見應該是非同尋常，他一定聽到什麼重要訊息。但我考慮雜誌向來的取稿原則是文章的質素而非立場，要切合時代的要求，要對讀者和作者群負責，而不是對掌權者負責。因此，我沒有接受潘公的意見，評魏案的文章照刊。而且在下一期的12月號，對此案作更深入的分析。
魏京生案是鄧小平結束民主假期的一系列施政的延續。1978年他利用西單民主牆「發揚民主」，即所謂北京之春，來逼退華國鋒而重掌最高權力後，於1979年四月提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而其中最重要和實際的，就是「堅持黨的領導」，並逮捕了民辦刊物的魏京生，封閉西單牆。魏京生在民辦刊物《探索》上的文章「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中提到，「人民必須警惕鄧小平蜕化為獨裁者……他正在走的是一條騙取人民信任後實行獨裁的道路。」這是他被捕和判刑的實質原因。至於他在法庭上被公開指控的「叛國罪」，則屬「莫須有」，比如說他向外國人提供軍事情報，但他作為北京市公園服務管理處的一個工人，如何可以掌握到軍事情報？若有人提供情報給他，何以又沒有逮捕直接掌握情報的人員？而接收他所提供的情報的外國人何以又沒有被捕和判間諜罪？從四月以來前後發生的所有事實來看，魏案毫無疑問就是「以言治罪」。「治罪」之「言」，也非常明顯地是因為直接指向鄧小平。因此，合理的懷疑是：此案若非鄧小平欽定，也至少是為迎合他而作出的司法行為。
潘公相信早得風聲，所以突然向我提出忠告。而廖承志也以「反對鄧小平」為藉口，要把《七十》「徹底搞垮」，真正原因則是我們評論了廖公船。因為以廖承志對香港事務的了解，當時新華社（即港澳工委）除新派來的第一社長王匡之外，其他長期沿用的舊人，如第二社長李菊生、副社長祁烽、秘書長楊奇等等，都不贊同「徹底搞垮」的意見。換句話說，熟悉香港社會環境的當年中共駐港人員，即使出於保護自己的原因，在文革期間不得不執行一些「極左」政策，但大體上，還是根據香港實際環境而有所抑制的。因此，廖公的指令在香港沒有被執行。王匡也不能夠左右執行人員的作為。1979年《七十年代》沒有被左派排擠和杯葛。我們仍然在左派陣營生存。
總括來說，這一年發生了幾件事，使我同中共的關係有了很深的裂痕。
一是四月時我們召開了「中國統一前景座談會」，邀約了一些在香港的台籍學者參加，當時中共駐港高層在開會前曾經想叫停這個座談，但因為一切都準備好，不可能停辦了，於是左派就叫羅孚出席，以平衡右派觀點，但想不到真正發生影響的是「不統一有什麼不好」的觀點；其二是中共在過去兩年開放大陸人訂閱《七十年代》後，於1979年大陸海關突然禁止入口，我們發表社論據理力爭，我與王匡面對面抗辯；其三，我們發表了「中共的特權階層」，直接得罪了主管香港的廖承志；其四，是刊登了關於魏京生案的評論，而拒絕了潘公的勸阻；其五，是我在這一年去美加週遊幾個大城市，與讀者作者們見面，和出席愛荷華的「中國週末」，臨走前半個月，潘公曾委婉勸我：可不可以稍後再考慮去美國？但我說，一切都安排好，他也沒有再說什麼。回來後，我主動給潘公寫了一個報告，大致講了此行觀感，特別是留美知識人這時關於中國關於兩岸的一些想法。他沒有回應。
還有一件事，就是1979年初，潘公曾經向我表示，邀我當政協委員。我委婉地拒絕說，辦雜誌，還是保持政治獨立比較好。
1979年後，與潘公的接觸就少了。與新華社其他高層也漸行漸遠。但真正分離還要再過兩年。（原文發佈於2021年11月15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