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最初向『兩個凡是』挑戰時，是以鄧小平在1977年4月10日給中央的信裡的『用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說法為武器的。這一理論武器，其實帶有極大的政治鬥爭的實用主義色彩，也是『兩個凡是』。即凡是對我掌權不利的毛澤東的言論和思想，就是『不準確的和不完整』。反之，凡是對我掌權有利的毛澤東思想，就是『凖確的和完整的』。而且鄧小平還反覆強調了『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高舉和捍衛這面光輝偉大的旗幟。』這就離『非毛化』甚遠了。」
不過，在他看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一「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手法還是起到了一定的思想解放的作用。
他說：「後來，胡耀邦等人又發動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凖』的討論， 更迅速摧毀了『兩個凡是』的哲學理論基礎。後來出籠的中共一系列文件，如《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公報》、《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少宣傳個人』的幾個問題的指示》、《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凖則》、《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等等， 雖然有侷限性，但還是滲透著解放思想的鮮活氣息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全面認真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果斷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作出了把執政黨和國家工作的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
「兩個凡是」的出爐距今已經過去38年了。當年，它作為不折不扣地堅持毛澤東思想的最後一個堡壘被鄧小平和胡耀邦為代表的中共黨內改革派所攻破。在那之後，中共歷屆領導人又相繼出爐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以及現在的習近平的「中國夢」概念。
雖然在內容和表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都是要樹立一個以自我為核心的權威理念，並希望以此統一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思想意志。
當代啟示
習近平提出的：「兩個不能否定」，其實質就是新的 「兩個凡是」。
在改革開放近40年後的今天回顧「兩個凡是」對現今的中國還有什麼警示作用呢？
宋永毅認為，毛澤東的「旗幟」是這類倒行逆施的治國方針的最大根源。不徹底地「非毛化」，「兩個凡是」一類還一定會以新的形勢再現，比如現在習近平提出的：「兩個不能否定」，其實質就是新的 「兩個凡是」。
2013年1月5日，習近平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在論述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的關係時，明確提出：「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