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共建政後，鄧文釗於 1951年春，在廣州創辦第一家公私合營企業，投資廣東建多間工廠，在美國禁運期間，亦私運大批軍用物資往大陸。他隨後投身祖國，一路出任各公職，最高職位是副省長。1971年文革期間逝世。是否在文革中受到批鬥？不得而知。但據文革鬥倒所有當權派的情勢估計，他恐怕也不能倖免，只是因為他從來都只任副職，不是居實權地位，衝擊恐怕也不大。他早期在中國的投資，早已被公私合營去了。一個熱心中共革命事業的香港人，不管貢獻多大，都會被中共在「使用」中存疑，不可能重用。
他兒子鄧廣殷一直居港，寫過一本關於鄧文釗的書，2015年去世。鄧家與潘靜安關係密切，有報導在1990年代，鄧廣殷還到北京醫院探望病中的潘公。
至於潘在抗戰期間的上司潘漢年，那是自1930年就擔任中共情報工作的人物。領導地下黨組織，代表中共與國民黨談判合作抗日，又奉毛澤東命令與汪精衛談合作。1942年，與廖承志一起領導香港撤退大批反日人士的行動，期間是潘靜安上司，潘做具體工作。
中共建政後，潘漢年任上海市副市長，1955年被秘密逮捕，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以內奸罪名判刑15年。毛澤東批示潘漢年為叛投國民黨的人物，應當處決但是不宜處決 。中共情報負責人李克農，和負責過情報系統的高層官員包括周恩來、陳毅、羅瑞卿對潘漢年被捕都意外，也提出過反對意見，認為潘所做的所有與「敵人」聯絡的工作，都是奉命行事，而且也都有匯報。他的情報對中共極為重要，立有很大功績。但毛一錘定音。1966年文革開始後潘漢年又重新收監，1976年重審被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1977年4月逝世。中共中央1982年對潘漢年平反，追評為「優秀忠誠的共產黨員」。「優秀忠誠的共產黨員」在共產黨掌權的幾十年卻過著人生最悲慘的歲月。
1955年，潘漢年曾經說過：「凡是搞情報工作的大多數都沒有好下場，中外同行都一樣。」
潘靜安既是香港人，又被派擔任情報工作，在中共極左思潮一直揮之不去的情勢下，自然是非常小心。
中共紫荊網在2020年有一篇報導，說在「反英抗暴」期間，出版界的領導人藍真接到一個任務，要求他把《毛澤東選集》和《毛主席語錄》送進赤柱監獄，給被監禁的「抗暴戰士」學習。藍與潘公商量，兩人又到赤柱監獄附近的山上觀察形勢，發現每天早上某時辰，赤柱監獄大門打開，幾輛房車駛進。於是某日藍真就坐一輛房車，在赤柱監獄開門之時混入，車停在監獄辦公室門口，藍真下車，捧着《毛澤東選集》和《毛主席語錄》，放在工作人員的辦公桌上，並且聲言：他是代表三聯書店將紅寶書送與獄中戰友供學習之用。監獄工作人員大為愕然，不明所以，可能也不知道如何分發給囚犯。第二天，香港左派報紙以頭版報道此事。
紫荊網簡直把這件事當英雄故事了。但把毛著神化的左派人士，也許不知道領袖生活工作的日常與幕後。
據老報人徐鑄成告訴我，在文革期間，上海出版局局長羅竹風被批鬥，造反派要他認錯、投降，要他朗讀毛澤東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羅竹風覺得很難去讀，因為毛的這篇文章其實是內戰期間由羅竹風寫的，1948年以中原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名義發表。毛把羅的文章據為己有，收進《毛選》。羅事後對徐說，是我寫的文章，我怎麼能自己敦促自己投降呢？
我同潘與藍當年都有很多接觸，我不認為他們是蠢人，就人格來說，甚至是值得敬仰的人。但在黨性支配和對領袖盲目崇拜之下，合起來就會做蠢事。（原文發佈於10月4日）
圖說：港最早期的投共富商鄧文釗。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