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尋資料得知，調查部是情報部門，那時直屬於周恩來。1983年這個部門整合到國家安全部。
失敗者回憶錄69：中調部與潘靜安
在保釣運動和中美關係突破的形勢下，中文傳媒左派踟躕、右派保守，《七十年代》可以說是抓住時機，搶佔了海外和香港知識人的輿論市場，銷量激增。當時我們用薄紙印航空版，每期一出版就空運到美加歐澳各大城市，由當地的書店或留學生取貨發行。1971、72年暑假，許多留學生回港，紛紛到我們雜誌社來聯繫。我輪流會見訪客，像醫生看診那樣，相當忙碌。在香港，《七十年代》也風行大專界。
那時學界掀起「認中關社」（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的風潮。香港有保釣示威的行動派，但更多的是大學各組織的學習會、討論會，我也常被邀到各大專學校演講。大致是為中國說好話，解釋大專學界對中國的疑慮。那時有學生稱我為「青年導師」，後來我覺悟，深感愧疚，於是自嘲是「青年誤導師」。
這段期間，我新交了許多年輕朋友，他們主動與這份左派雜誌接近，主要是在思想上尋出路，而他們也向我提供了西方和香港大專界的思想新動向，其中特別是台灣情況，台灣人的感情和自主的意識傾向。我將一些知識人的來信，或聽到的獨特看法寫成書面，反映給香港出版界的領導人知道，我的目的其實只是想讓當時對外界處於封閉狀態的中共了解些實情，免除他們隨便把我們的不同意見的文章判作「敵人」。我從來對於「打小報告」的行為很敏感也不齒，我的彙報絕不表達對某個人的好惡，至於許多來信中對於中共一些做法的尖銳批評則會原文照錄。
也許是雜誌的影響力觸動了中共高層，也許是我關於西方和台港知識界的思想動向的彙報引起中共的注意，也有人說是出自周恩來的指示，總之我就被引見了中共在香港的高層，包括時任新華社副社長的祁峰。而聯繫最多也最直接的是潘靜安。他的職銜是中國銀行的副總稽核，但實際所做的事應該與中行業務完全無關。他的辦公室在舊中國銀行（那時還沒有新行）的二樓，去他辦公室常可見到左派的枱面大人物，如費彝民、王寬誠、吳康民等人。後來有人告訴我，他是中共中央調查部在港澳的負責人。
我當時不知道調查部是做什麼的，但從潘靜安介紹我到大陸去聯繫的組織來看，是相當神秘和有權力的機構。我在1977年去北京，被安排與「部長」羅青長談話，但我不知道他是甚麼部長。後來知道就是調查部，亦是對台工作負責人。人稱潘公的潘靜安，周恩來就稱之為「小潘」，關係非比尋常。也許因此而令潘公在香港的中共組織中，具一定的凌駕性。
1972年我被邀請參加國慶觀禮團，應我的要求，被下放到幹校的五叔，被傳回北京與我見面。他那時還沒有脫離文革的厄運，但他多年後對我說，我的到來和要求同他見面，使他的狀況有所改善。
在潘公的安排下，我妻子也在1974年帶同兩個女兒，以「調幹」方式來香港工作，被安排在商務印書館編輯部，並有住房。對個人生活來說，這是很大的轉變。
搜尋資料得知，調查部是情報部門，那時直屬於周恩來。1983年這個部門整合到國家安全部。潘公原名潘柱，1916年出生香港，2000年在北京去世。他1938年參加共產黨，在日治時期擔任中共八路軍駐港機要秘書。電影《明月幾時有》所講的轉移大批滯留香港的文化人到內地的故事，實際負責轉移工作的就是潘靜安。潘公擅書法，篆刻，直到現在，他的書法手稿仍見之於拍賣市場。他在香港一個人獨居，沒有家屬。他待人寬厚，語言風趣，一點官架子都沒有。
我那時常去他辦公室談話，麗儀調來香港後，她與潘公更多接觸。到1975、76的文革後期，麗儀對中國的極左傾向不滿，常向潘公當面質疑，潘只是閉口不談。我認為他因為與周恩來、羅青長的關係，加上他國學根底深厚，對文革理所當然會有自己看法，但卻不能講出來。
1976年《七十年代》要搬遷，他親自去為我們謀劃地址，後來又為我們要成立的天地圖書搜集書法字體。1982年他調回北京，那時《七十年代》已經與左派割裂。在我決定要離開左派陣營時，他沒有找過我談話，我和麗儀也沒有問過他意見。他一生為中共效命，已寄命於黨，他不阻止我的脫離，我覺得已經很厚道和通達了。在麗儀調來香港的事情上，他是促成者，我感激和懷念他。他去世時，《大公報》前社長李俠文說：「潘靜安是共產黨幹部中的稀有品種，可以說是絕種了。」
圖說：潘靜安於1964年書曹操《卻東西門行》，句末是「狐死歸首丘，故鄉安可忘」。
失敗者回憶錄70：非蠢人合做蠢事
1955年，潘漢年曾經說過：「凡是搞情報工作的大多數都沒有好下場，中外同行都一樣。」
記潘靜安文後，有網友留言說，「他上司潘漢年就慘了。他就仲得到鄧文釗起番間靜安居紀念。」
靜安居位於中環伊利近街55號，是一座五層的樓宇，於1975年入伙，現在還有租售盤。它是鄧廣殷紀念在日治時期營救他父親鄧文釗一家離開香港到內地的中共負責人潘靜安而命名的。靜安居入伙時潘公仍然在港，我與他常見面，但未見他提起。相信因時在文革期間，他避免與資產階級置業扯上關係的緣故。
鄧文釗1906年生於香港，系出名門,曾祖父是有「打石六」之稱的香港開埠初年石業巨子鄧元昌,家族當年有很多物業。鄧文釗娶何捷書為妻, 何家是香港茶葉地產商，何氏係廖承志之母何香凝的侄女。鄧由此結識中共人士,出資支持共產黨。抗戰開始後，中共中央派廖承志赴港，設八路軍辦事處，鄧文釗騰出自己的進出口莊，做中共聯絡站，接收僑胞捐贈款物，支援中共。故日佔後，鄧文釗一家也要撤離。
1949年中共建政後，鄧文釗於 1951年春，在廣州創辦第一家公私合營企業，投資廣東建多間工廠，在美國禁運期間，亦私運大批軍用物資往大陸。他隨後投身祖國，一路出任各公職，最高職位是副省長。1971年文革期間逝世。是否在文革中受到批鬥？不得而知。但據文革鬥倒所有當權派的情勢估計，他恐怕也不能倖免，只是因為他從來都只任副職，不是居實權地位，衝擊恐怕也不大。他早期在中國的投資，早已被公私合營去了。一個熱心中共革命事業的香港人，不管貢獻多大，都會被中共在「使用」中存疑，不可能重用。
他兒子鄧廣殷一直居港，寫過一本關於鄧文釗的書，2015年去世。鄧家與潘靜安關係密切，有報導在1990年代，鄧廣殷還到北京醫院探望病中的潘公。
至於潘在抗戰期間的上司潘漢年，那是自1930年就擔任中共情報工作的人物。領導地下黨組織，代表中共與國民黨談判合作抗日，又奉毛澤東命令與汪精衛談合作。1942年，與廖承志一起領導香港撤退大批反日人士的行動，期間是潘靜安上司，潘做具體工作。
中共建政後，潘漢年任上海市副市長，1955年被秘密逮捕，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以內奸罪名判刑15年。毛澤東批示潘漢年為叛投國民黨的人物，應當處決但是不宜處決 。中共情報負責人李克農，和負責過情報系統的高層官員包括周恩來、陳毅、羅瑞卿對潘漢年被捕都意外，也提出過反對意見，認為潘所做的所有與「敵人」聯絡的工作，都是奉命行事，而且也都有匯報。他的情報對中共極為重要，立有很大功績。但毛一錘定音。1966年文革開始後潘漢年又重新收監，1976年重審被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1977年4月逝世。中共中央1982年對潘漢年平反，追評為「優秀忠誠的共產黨員」。「優秀忠誠的共產黨員」在共產黨掌權的幾十年卻過著人生最悲慘的歲月。
1955年，潘漢年曾經說過：「凡是搞情報工作的大多數都沒有好下場，中外同行都一樣。」
潘靜安既是香港人，又被派擔任情報工作，在中共極左思潮一直揮之不去的情勢下，自然是非常小心。
中共紫荊網在2020年有一篇報導，說在「反英抗暴」期間，出版界的領導人藍真接到一個任務，要求他把《毛澤東選集》和《毛主席語錄》送進赤柱監獄，給被監禁的「抗暴戰士」學習。藍與潘公商量，兩人又到赤柱監獄附近的山上觀察形勢，發現每天早上某時辰，赤柱監獄大門打開，幾輛房車駛進。於是某日藍真就坐一輛房車，在赤柱監獄開門之時混入，車停在監獄辦公室門口，藍真下車，捧着《毛澤東選集》和《毛主席語錄》，放在工作人員的辦公桌上，並且聲言：他是代表三聯書店將紅寶書送與獄中戰友供學習之用。監獄工作人員大為愕然，不明所以，可能也不知道如何分發給囚犯。第二天，香港左派報紙以頭版報道此事。
紫荊網簡直把這件事當英雄故事了。但把毛著神化的左派人士，也許不知道領袖生活工作的日常與幕後。
據老報人徐鑄成告訴我，在文革期間，上海出版局局長羅竹風被批鬥，造反派要他認錯、投降，要他朗讀毛澤東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羅竹風覺得很難去讀，因為毛的這篇文章其實是內戰期間由羅竹風寫的，1948年以中原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名義發表。毛把羅的文章據為己有，收進《毛選》。羅事後對徐說，是我寫的文章，我怎麼能自己敦促自己投降呢？
我同潘與藍當年都有很多接觸，我不認為他們是蠢人，就人格來說，甚至是值得敬仰的人。但在黨性支配和對領袖盲目崇拜之下，合起來就會做蠢事。（原文發佈於10月4日）
圖說：港最早期的投共富商鄧文釗。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