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酒何妨邀月飲；無錢那得食雲吞」。
失敗者回憶錄65：脫穎而出
六七暴動期間，港英當局除了按法律正式拘捕和起訴一些參與群眾之外，還政治拘留了一些名人或可能是各界的實際領導者，在摩星嶺政治集中營裡。出版界領導人藍先生與我相熟，他那時候常到我的辦公室兼居處度宿，認為可以躲避拘捕。是否真有作用不得而知，但我們因此晚上常會單獨傾談。記得他曾經跟我說：「你也不是想一直做普通群眾吧？」我即時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試探我是否有意入黨。我想到入黨可能對麗儀在大陸的處境有利，但同時又想到正在發生的文革種種扭曲的事態。於是我顧左右而言他，沒有回答他的探詢。但於此，我相信這位常將創辦生活書店的鄒韜奮掛在嘴邊的黨員，基於對知識人的珍惜，又看到我創辦《伴侶》的成績，對我有一定的信任。
1969年底，我將所看到的香港和國際的思潮與文化現象向他分析，提出辦《七十年代》的構想，他很快就同意，並說服上海書局投資。也許是因為要辦的不是由中共直接控制的刊物，而是外圍刊物，較不需擔心與北京領導層的極左意識形態有抵觸。雜誌只我一人挑起所有編務，兩三名校對和處理發行、行政。
我忘記創刊號印了多少冊，但這種探討知識的、非消閒非實用的刊物，當時印數最多不會超過一萬份，因為估計銷量不會多。但使我意外的是,雜誌發行只四天,就到處售缺而要再版了。這說明在香港和新馬一帶，左派讀者真是長期陷於文化飢渴中。創刊號的打響，使這本雜誌脫穎而出，立即確立了生存地位。
開始挑大旗的寫手，主要是《大公報》的趙澤隆，以梅之的筆名，每期寫近萬字的國際問題專欄；梁羽生寫隨筆；羅孚寫散文；舒巷城寫小說和詩，張初與吳羊璧寫報告文學和雜文。
我們的左派意識，不在宣傳中國，而是在國際舞台上，集中在反美、反越戰、反日本軍國主義的意識，以相當多篇幅報導和評論美國那時激烈的學生運動。我在三月間去日本探望媽媽，和參觀大阪博覽會，也採訪了參加反安保運動的學生，訪問了日本貧民窟。總之，美國、日本所有不好的事情都盡量予以揭發報導。
這些內容迎合了親中左派的意識，因為都是他們不知道但又想知道的事實與評論。不過除了這些國際政治內容之外，反映香港社會生活的小說、詩、報告文學和關於留學生生活的評論，現在看來還是有價值、寫得好、能夠吸引讀者的。其中，舒巷城以他自身經歷描述太平洋戰爭爆發時他在香港的生活記實《戰火下的香港，和我》，為當時的社會風貌留下珍貴的記載。有些文章還相當有趣，例如創刊號梁羽生寫的「粵語怪聯與怪詩」，他引用的粵語怪聯：「一拳打出眼火；對面睇見牙煙」，「有酒何妨邀月飲；無錢那得食雲吞」，「公門桃李爭榮日，法國荷蘭比利時」……，刊出時引起不少人津津樂道。
日本有一位讀者，每週都寄一本《週刊朝日》給我們，算是提供資料支持我們。我記得，那時的《週刊朝日》幾乎每隔一兩期，就大篇幅圖文並茂地揭發日本各地的環境污染情況，日本稱為「公害」。時值日本工業高度發展，工業廢水污染河流，損害森林，破壞人民居住環境。《週刊朝日》的報導令人驚訝。但十幾二十年後，所有去日本旅遊的人，都對日本茂林修竹、潔淨清幽自然環境印象深刻，人人都會發現日本從政府到人民對環境保護的重視。
沒有五十年前日本對污染的揭露，就不會引起重視，就不會有今天的良好環境。由此可見，揭發問題，提出弊端，那怕說得過分些，對整個社會整個國家都是好事。沒有批評，就沒有進步。所有的揭發、批評，都不能稱之為「唱衰」，因為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不可能因被「唱」而「衰」，只會被「唱」而好起來。倒是掩蓋問題、壓制批評才會使社會變「衰」。
我在編者話中提出，雜誌的讀者應該是它的作者，雜誌的作者也應是它的讀者。意思是，雜誌不是編者作者辦給讀者看的，不是要「教育」讀者，不是用固定的立場觀點去影響讀者，而是由讀者參與對世界社會人生的探討，由讀者作者共同尋求答案。我的這個宣示，表明雜誌會採取開放態度，來稿只要寫得好、有事實根據、有獨特看法，就會採用。這與中共宣傳強調的「立場、觀點、方法」三要素並以立場為要，極為不同。由於貫徹這方針，所以後來我也在來稿的影響下改變了自己的認識。我創辦了這本雜誌，這本雜誌也創造了我的後半生。
1970年的開局雖好，但真正的改變卻在一年後發生：海外的保釣運動和中美關係的突破帶來雜誌發展的最大機遇。（原文發佈於9月22日）
失敗者回憶錄66：覺醒，誤知，連結
《七十年代》早期許多文章都出自《大公報》的才子之手，但他們反而無法在自己報紙上發揮。出版界的情況也一樣，有一位在中區左派出版大樓工作的編輯人員私下說，凡是這個大樓辦的雜誌，是一定不會被市場接受的。
前文談及《七十年代》創刊，想不到還有不少讀友留言說是創刊時的讀者，有的還說一直讀到休刊號。一位讀友說，「七十年代創刊，帶動雜誌界百花齊放。」這是溢美之詞，不符合當時的情勢。
實際上，在六十年代的後期，因左派暴動的平息，港英對認同香港的推動，文革極左思潮在中國氾濫，但對西方追求社會主義平等的青年卻帶來正面幻想，這些複雜的思潮，使香港大專學生開始思索起生計以外的問題：我們活在怎樣的世界？我們是什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這些話題在大專界非常活躍。中文合法化運動，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是當時進步學生的思想傾向。逾百本青年刊物噴薄而出。1998年在藝術發展局贊助下，由吳萱人、何良懋主責編輯出版過一本書《七十年代青年刊物回顧專集》，收集、介紹和評述七十年代近百本青年刊物，刊登各書影，重刊各「發刊詞」。大致上說，早在五十年代出版並曾經引領風潮的《中國學生週報》，這時已有落後時代之感，終於在1974年停刊。代之而起的有港大的《學苑》、中大的《中大學生報》，中學生為主的眾多文社刊物，宗教機構出版物，這些刊物大都論及政治傾向與身份認同；專注於政治思想的，有《盤古》、《70年代雙週刊》、《知識分子》、《南北極》。《七十年代》只是其中一份，而且是唯一有影響力的左派背景的刊物。當時也有其他左派刊物，比如《新一代》《學生哥》《海洋文藝》等，但這些刊物因為走不出左派意識的局限，因此很快就辦不下去了。《回顧專集》認為是有親中背景的《七十年代》「辦得出色」，「覷準時機，出版策略勇進」。
回想當年，真的不是我有什麼能耐，而只不過是正統左派機構的思想框框太多，一方面敵情觀念強，顧忌多，另方面背後管家多，意見多，因此遇到一些新形勢新變化，一般都寧可謹慎從事，沒有中共當局的明確表態，就不去碰比較穩當。《七十年代》早期許多文章都出自《大公報》的才子之手，但他們反而無法在自己報紙上發揮。出版界的情況也一樣，有一位在中區左派出版大樓工作的編輯人員私下說，凡是這個大樓辦的雜誌，是一定不會被市場接受的。
此外，在左派單位工作的人，在工作、生活、娛樂、休閒甚而購物、醫療等各方面都自成系統，與香港一般市民的生活有區隔，那些蜂擁而出的青年刊物，和大專學生的思潮，他們都沒有接觸，懵然不知。我那時就香港眾多新出刊物的狀況，寫了一個報告給香港的左派領導，他們的反應是嘖嘖稱奇。
1971年1月29、30日，以台灣留美學生為主力的保衛釣魚台運動在美國六個城市爆發示威，反對1970年9月美日協議在1972年將冲繩交還日本，其中包括1968年被探測到有大量油田的釣魚列島。我從留學生出版的眾多保釣刊物中得到資訊，為此我就報導這樁事情詢問過左派領導，他的回答是「慎重處理，不要被人利用」。
這回答很可笑。但也反映了在敵情觀念主導下的中共心態。撇開保釣其後的走向，當時這是發生在留學生中的一樁大事，不能視而不見，更莫說要在留學生群中爭取讀者了。因此，我果斷地作了報導，摘錄了大量留學生刊物的文章，也請一位在《大公報》資料室工作的寫手，寫了關於釣魚台的油田和主權問題的長文。這樣的文章不會在正統的《大公報》刊登。事實上，保釣運動早期在所有香港左右派報刊中都沒有報導。左派要防止「被人利用」，右派就要維護台灣國民黨政權。
關於釣魚台歸屬問題，及日後保釣的發展，中國、台灣和海外知識人的角色，這幾十年來我已經有了不同的看法。但當時，純粹出自愛國保土的意向，認為美國將有爭議和有豐厚石油資源的領土，私相授受給日本，是應該抗議的。參與保釣的留學生，也是出自單純的動機，當然也夾雜著從封閉的台灣到了開放的美國之後的思想改變。那是台灣留美學生的左派思潮的萌芽時期，既代表覺醒，也代表誤知，但珍貴的是追求真理的精神。《七十年代》與他們契合，並共同探討國是，一起走著思想探索的道路，好多人都成了我們的作者和朋友。我對自己認識不斷解剖，在心路上同行的作者和讀者也一樣。保釣是我們連結的開始。
《七十年代》大幅報導和評論保釣運動，使雜誌在美加歐澳各校園的銷路激增。接下來是中美關係的突破，帶來了海外知識人的親中思潮。這思潮未必由我們帶動，但無可否認《七十年代》提供了載體，至少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是後來我們認為應該檢討和改正的。（原文發佈於9月24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