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節推演上的困難，跟劇組在敘事和美學表現方面的猶豫不決也有關。《斯卡羅》很明顯地想要製造一種「歷史感」或「史詩的藝術感」，因此不管是剪接、運鏡、節奏，常常是呈現片段的氛圍有餘，但協助敘事順暢功能卻不足，甚至出現不少明顯的失誤，這都阻礙觀眾對故事的理解和投入。
說到這裡，我要談的最後一個猶豫不決，恐怕就是導致上述三個猶豫不決的原因：「政策任務」。
《斯卡羅》為什麼變成這樣？
坦白說，從歷年作品來看，曹瑞原的影像敘事能力不能算特別傑出，但要出現這麼多失誤，也真的讓人匪夷所思。《一把青》雖然也有情境表達勝過敘事推演的問題，但至少還是個讓觀眾可以投入的故事。其實我們完全可以想像《斯卡羅》劇組拍攝的過程有多辛苦，這是無法抹煞的，但正因為如此，追究這個原因，也就更重要了。
《斯卡羅》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我認為是因為《斯卡羅》被賦予了過大且不正常的政策任務。從一開始，公視就把這個製作案的政治和文化目標給鎖定了。公視董事長陳郁秀在訪談中說道：「在我的想法裡，要為台灣在全世界的文化地圖當中，找到我們的位置。」為了要達成這個目標，公視的高層決定選擇陳耀昌的《傀儡花》作為改編標的，然後進行招標。
先不論公視到底是否適合來「執行」這個任務，也不論一部劇是不適合來承擔這樣的任務，光是看這個未拍先定的目標，就讓人懷疑，陳郁秀到底覺得這是在拍戲，還是在做什麼國族文化打造工程？或者她認為這本來就可以是同一件事？
而這顯然不只是她（這個層級）的想法而已。副總統賴清德參加了《斯卡羅》的首映典禮時說：「《斯卡羅》是台灣電視史上難得一見的鉅作，台灣應該要有屬於自己的歷史劇，讓國人能夠多瞭解台灣的歷史，更加尊重彼此，在這塊土地上一起生活。」
而《斯卡羅》播出後，總統蔡英文也在自己臉書上發文，呼籲大家在疫情期間，一起觀賞《斯卡羅》，她同時也給了這部劇一個類似的定位：「呈現出百年前恆春半島上不同族群與文化的交會。這是孕育自台灣這片土地，獨特而波瀾壯闊的故事。」
總統、副總統重視影視產業，當然是好事。別忘了1990年代晚期韓國總統金大中推動多項政策所開創的「韓流」文創產業盛世，至今仍在風騷全球。「韓流」固然大幅提昇了韓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但倒沒聽說這些政策一開始的目的是為了讓韓國人更了解自己的歷史、讓韓國人更尊重不同群體，或是創造獨特偉大的韓國故事。
其實，讀了《傀儡花》就知道，陳耀昌並沒有特別要凸顯關於族群交會或融合的這個議題。在《斯卡羅》中，光是李仙得有兩種身分的這個議題，就被強調了三次，到底身分認同在劇中為什麼這麼重要？顯然不是戲劇的考量。改編原著可以創造不同的主旨，但賦予這個改編這麼明確的政治與文化任務，是另外一回事。試問，這種作法與對岸的「主旋律」影視生產，有多大的差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