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聞管得死死的情況下，他就從文學入手，寫出既有真實背景事實，又帶文學虛構意味的故事。他寫的每一篇報告文學作品，都廣受關注，引起轟動，首先不是它的文學性，而是它的現實性。
失敗者回憶錄51：劉賓雁的啟示
劉賓雁1925年出生，2005年在美國病逝。他在生命最後階段說，他作為一個自由人，生活在中國，真正做自己要做的事情不超過9年，那就是1956到57那一年，和1979到87那8年。
不到9年，卻用筆也用生命寫出了讓我極受影響的篇章。1956到57，他寫了報告文學《在橋樑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及續篇。我讀到這些作品時是20歲，那時我傾心文學，又受中共的「文藝必須為政治服務」所影響。劉賓雁的作品，使我認識到反映真實就是文學的靈魂，揭露和批判現實世界的不合理不公平的現象，既是文學使命，也是作家最好的「為政治服務」。《本報內部消息》中，他批評總編輯保守，不敢報導真實的社會狀況，報紙索然無味。當我正慶幸中國的文學和新聞開始可以大膽批判現實、促使社會進步時，緊接著掀起的反右運動猶如當頭一棒，我傾慕的作家劉賓雁受到鋪天蓋地的批判，而所有中國報刊，都只有片面之詞，而看不到他本人有任何回應。我相信他這時候很痛苦，厄運正降臨。
二十二年之後，文革結束兩年，我讀到劉賓雁的新作《人妖之間》，繼續鞭撻中國的官僚、特權和貪污，我在主編的《七十年代》予以全文轉載，把這篇作品推介到香港和海外，讀者的普遍反映是：中國可以發表這樣的作品，讓他們看到希望。接下來，劉賓雁又以記者身份到各地採訪，記錄許多人與事，寫下《一個人和他的影子》《人血不是胭脂》等報告文學，而最轟動的就是《第二種忠誠》。這篇作品給劉賓雁帶來第二次厄運。他受到鄧小平點名批判，又開除黨籍。1988年他出國訪問，一年後發生六四事件，他也就濟留美國，沒有再回到中國去。
1982年，劉賓雁在美國愛荷華參加「國際寫作計劃」期間，我到美國跟他作了一次訪談。1988年我去洛杉磯，劉賓雁也正好在那裡訪問，於是我又同他作了一次訪談。兩次訪談都刊在我編的雜誌上。
在第一次訪談中，劉賓雁講到他的過去，被打成右派的經過和感受。他出生和成長在日本人佔領時期的哈爾濱，他記得最清楚的是，彼時彼地人們是享有言論自由的，青年作家是可以自己印書出版的。比照自己日後的「不自由」，這種印象成了他對童年生活的主要記憶。
他14歲就接近哈爾濱的中共外圍組織，1944年19歲入黨，一直在共青團工作。他也同白樺一樣，自己相信出身純正。他在1956年中共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寫出批判性的報告文學，顯然他認為這是一個黨員應該盡的言責。
1956年發表那幾篇報告文學，廣受讀者歡迎，劉賓雁因此還獲得升級和加薪。但宣稱「陽謀」的反右運動一來，他的命運立即從天堂掉到地獄。他說他「變成一無所有。什麼都不被承認，你的革命資歷、水平、地位、貢獻……一切都不算數了。」他被開除公職，送去勞改。在這段長達22年的右派分子生涯中，他感受最痛苦的是兩件事，一是你是賤民，不是一個人，誰都可以罵你，侮辱你，右派帽子摘了之後還被叫做「摘帽右派」「改正右派」。右派分子的檔案猶如一個人的影子，如影隨形揮之不去。他認為「這種精神折磨最可怕」，像一塊石頭一直壓在心上。另一個痛苦之處，是你想做點好事，不讓你做。比如你見到一個孩子剝樹皮，你勸阻他：不能剝，樹會死的。小孩會罵你：「你管得著嗎？老右派！」22年的右派生涯什麼都不能做，四人幫倒台後還是被投閒置散。三十多歲到五十多歲，一生中最有用的時光，就這麼荒廢了。
劉賓雁選擇報告文學這種形式去寫作，主要是因為在中共體制下，新聞一直是管得死死的。即使在思想最開放的八十年代，劉都說過「理論界是活了，文學界也會跟著活起來，最死的是新聞。」但劉自認是新聞記者，生平最想獻身新聞事業。在新聞管得死死的情況下，他就從文學入手，寫出既有真實背景事實，又帶文學虛構意味的故事。他寫的每一篇報告文學作品，都廣受關注，引起轟動，首先不是它的文學性，而是它的現實性。
實際上他作品的文學性很強，批判鋒芒尤其銳利。我從他的作品和生平中獲得的人生啟示，就是作為一個寫作者，一定要敢於揭發事實真相。新聞要報導真相，無法如實報導，就另闢蹊徑，從文學入手報導真相。寫評論更要基於事實真相。這世界最需要的是真相，人生最應該探求和堅持的是真相，真相就是True，就是真理，就是做一個真正的、忠於自己的人。
（文章發佈於2021年8月20日）
失敗者回憶錄52：徐鑄成的半篇文章
徐的這段經歷，說明專政者為了不留餘地的掌握全部權力，所有的花言巧語都是預設的政治行為。過激的、矯枉過正的施政絕對不是被刺激出來的。這是第一個啟示。第二個啟示，是我問他在國民黨時期和共產黨時期，他都因為新聞言論受害，請他比較兩個時代遭遇的異同。
1980年11月，我訪問了從中國來香港的徐鑄成，其後沒有再見過他。但一次長談即記憶良久。
徐鑄成生於1907年，1991年去世。在張季鸞、胡政之主筆政的《大公報》最輝煌時代，徐鑄成從記者做到總編輯；1937年上海淪陷，他到香港主持《大公報》港版業務，太平洋戰爭後從香港潛回桂林擔任《大公報》總編。戰後在上海主持《文匯報》，被國民黨查封。1948年到香港創辦香港《文匯報》。1949年中共建政，徐鑄成到北京想從事新社會的新聞事業，發現報紙不能民辦。1956年十月，中共中宣部力邀徐鑄成出山，讓《文匯報》復刊。但復刊不足一年，就受到毛澤東親自執筆的《人民日報》社論猛烈批判，由此掀起反右運動，徐鑄成被打成右派，當了22年賤民。文革結束，1979年平反，1980年來香港為《文匯報》慶生。我的訪問就是在這段期間。
中共建政前，徐鑄成的報壇經歷可稱輝煌，他是那個時代中國新聞自由的巨擘。1949年以為新中國成立實現民主自由，回北京想辦報，但壯志雄心立刻「就涼了半截」。經過30年雪藏、其中22年右派生涯，又不是中共黨員，我在訪問前並沒有預期他會說出超越中共允許範圍的話。然而，想不到他在沉穩中，顯露出忠實於新聞的報人本色。
我過去對反右的認識，以為毛澤東原意是要大鳴大放，結果鳴放的程度超過了他容忍的範圍，於是才祭起反右大旗。但據徐鑄成所說，實際情形是《文匯報》早已經收攤了，當毛號召鳴放時，經歷過「肅反」等運動，絕大多數知識人還是不敢放。這時候中共宣傳部想到《文匯報》和徐鑄成，連連找徐鑄成商量復刊，說怎樣鳴放都完全支持，徐鑄成提出十幾個骨幹名單，也全部調回來，於是1956年10月復刊了。復刊以後的報紙面目，徐鑄成說，「我可以狂妄一點講，是解放以後全國報紙最生動活潑的一份。」1957年3月，毛澤東接見新聞出版界，當面對徐鑄成說，「《文匯報》好得很，我每天首先就看《文匯報》」，「你們是琴棋書畫、花鳥蟲魚，應有盡有，辦得很好，編得也好。」接著，就組織了中國記者訪蘇團，由徐鑄成當團長。這讓徐感到受寵若驚，覺得簡直把他這個黨外人士當自己人了。
誰知從蘇聯回來，反右就來了。距離毛澤東接見他和稱贊《文匯報》不過兩個月，而這兩個月還是在徐出訪期間，實際上他沒有主持《文匯報》筆政。所以徐說，毛是五月以前就有計劃去搞反右了。目的是讓知識分子不敢講話。
徐的這段經歷，說明專政者為了不留餘地的掌握全部權力，所有的花言巧語都是預設的政治行為。過激的、矯枉過正的施政絕對不是被刺激出來的。這是第一個啟示。
第二個啟示，是我問他在國民黨時期和共產黨時期，他都因為新聞言論受害，請他比較兩個時代遭遇的異同。
他說，國民黨對知識人的迫害是餓肚皮、坐牢甚至殺害，但它在精神上沒有法子凌辱你。那時候報館被封，他回過家鄉，家鄉父老都很尊敬他，說他有骨頭。在上海里弄，居民見到他也肅然起敬。在共產黨之下，右派帽子一戴，朋友見到面趕快躲開，里弄居民不敢接近，家庭裡，除了太太，其他人包括兒子，不同程度對他都另眼相看。「這種精神上的凌辱，開始時一想起來就一身冷汗。……後來也就算了，特別文革後，連劉少奇也說是反黨，也就無所謂了。」
最後這句真夠淒涼。知識人可以窮，宋代歐陽修甚至說「文窮而後工」，但人都有尊嚴，精神凌辱使人的尊嚴沒有了底線。從被打成反黨的劉少奇來尋求個人的安慰，也許在中國真是只有靠阿Q精神才能夠活下去了。
徐老給我的第三個啟示，是他指對中國輿論監督的必要。他說：中國的「輿論中心，過去在上海租界。中國幾千年來專制主義形成的狀況，要比較自由一點說話，只有靠保護傘。今天中國需要輿論監督，作為一個輿論中心，暫時還只能在香港。不是看你的冷眼，而是有什麼問題也不客氣地指出來。這樣對國家是有很大好處的。」
這三點啟示，一是講權力的虛偽本質，二是講人的尊嚴，三是講輿論監督需要保護傘。三點都同我從事傳媒和寫作有關。
1987年徐老八十壽辰，上海中共統戰部為他祝壽，統戰部長稱贊徐老「六十年新聞工作，愛國之心始終不渝」。但在1980年徐老在我的訪問中卻說，「我認為我一輩子搞新聞事業，只寫了半篇文章，後面半篇被人把筆奪走了。」
一個如此剛毅、敏銳、通達和有才華的報人，半篇文章也應該珍惜。我那時想到的是，在被人把筆奪走之前，多麼艱難和風險，我也要把自己的整篇文章寫完。（文章發佈於2021年8月23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