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同老同學共聚，聽他們訴說那些年的遭遇，共同的結論就是作家白樺那句話：「不是我不愛祖國，是祖國不愛我。」同學當中，越有才華的遭遇就越不堪。
失敗者回憶錄49：沒有最悲慘，只有更悲慘
我同麗儀分隔20年的遭遇，特別是1979年我們所遭受的政治重擊，現在的年輕讀者也許覺得這樣的關係既淒慘又難得，但若與許多人在大陸的遭遇相比，不但算不得什麼，而且簡直可以說是幸運了。有一位麗儀的學生留言說，1965年前麗儀能夠每年寒暑假來香港，是他們那時想像不到的特權。
雖然「每一個人都有更多的勇氣去忍受別人身上的痛苦」，雖然期望能夠共同生活和有完整的家庭是正常社會太普通的意願，根本談不上是什麼權利，但在專權壓力下，她的際遇，我的際遇，我們的際遇，已經算很幸運了。
1954年中學畢業時我們的同級同學，約有一半以上都在那一年或一年後，入讀中國的大學。他們當時都愛國熱情高漲，決心為祖國貢獻青春，但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後，都一一回香港了。留在大陸時間越久，回到香港時的失望、落寞甚至悲戚就越甚。四分一世紀後，幾乎全部投奔祖國的香港青年都回來了。回港後，在中國的學歷不被承認，基本上找不到與專業相適應的工作。有一次，我同老同學共聚，聽他們訴說那些年的遭遇，共同的結論就是作家白樺那句話：「不是我不愛祖國，是祖國不愛我。」同學當中，越有才華的遭遇就越不堪。其中一位資質甚高的同學，我還記得他名叫丘共明，在文革時被當成現行反革命槍斃了。儘管文革後獲「平反」，但對死去的人又有什麼意義呢？
最讓我懷念和惋惜的，是與我關係特別好的同學，他叫林秉寧。中學時他就是地下共青團員。他思想敏銳，知識廣博，引導我閱讀《大眾哲學》和其他社會科學讀物，他常跟我分析中國和世界形勢，我的思想「進步」在某程度上是由他帶動的。他沒有擔任班幹事。但在我們到廣州投考大學那兩個星期，他被中共當局任命為考生領袖，由他傳達和帶領我們參加各種活動。他的背景也就顯露了。他順利考入華南師範學院中文系。據知他一直被黨信任，積極參與政治活動。
1956年，毛澤東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黨組織要知識人「幫助黨整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林秉寧也按照黨的指示，在組織同學的討論會上，主動提出報上看到的一些「鳴放」言論，展開討論。誰料接下來是引蛇出洞的反右運動掀起，林就莫名其妙地被指他在討論會提出的話題，是右派言論，把他打成右派。跟著大學畢業，不給他分配教師的工作，而是下放農村勞動。這一去就二十多年。
林的父親在美國紐約開洗衣店，在1960年代已經給他辦好了移民美國的手續，但林仍然等待對他的「政策落實」，希望有一天能以他所學教育中國下一代。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他又滿懷希望地等了兩年。到1979年，所有的右派都平反了，他還想爭取機會留在祖國。直至他申請到的護照和美國簽證到手，他仍然抱著最後一個希望，試探能否有做中學教師的機會。然而仍舊不得要領。終於他帶著滿頭白髮，虛度二十五年的人生最好的歲月，滿懷身心的創傷，離開了中國。在他往美國之前，我在香港與他相聚。他對過去二十多年的農村生活，隻字不提，只是不停長吁短嘆。後來，我聽說他在紐約唐人街餐館洗碟子，不懂英語，與美國社會隔離。有人說他曾被搶劫而受傷。
除了我們那幾年，號召香港中學生回國升學之外，1958年大躍進時期，一些左派工會也動員香港工人回祖國參加建設，迎接社會主義建設高潮。當時我認識的一些工人也辭去香港的工作回去了。結果，同樣地，幾乎全都灰頭土臉地回香港。
2000年《上海文學》連載、中國作家楊顯惠寫的《夾邊溝記實》，記錄了當年專門收容右派分子的甘肅夾邊溝勞改農場的悲慘故事。其中有一段記大飢荒時期一位從美國回來的右派分子：「董建義，上海人，美國哈佛大學醫學博士。 1952年回到上海，1955年支援大西北到蘭州，1957年給領導提意見定為右派，押送夾邊溝農場勞教。1960年11月上旬餓死，時年35歲。記得當時他圍著被子坐在地鋪上和我說話，說他女人快到了，看來用不著我為他料理後事了。他正說著話，頭往膝蓋上一垂就死了。其妻顧曉穎（也為留美生）來後，見遺體已被割食，僅剩頭顱掛在骨架上…… 。」
讀來讓人毛骨悚然！我的右派同學的遭遇與之相比，又不算什麼了。（文章發佈於2021年8月16日）
失敗者回憶錄50：歸處何方
1997年香港的回歸，不僅是土地的回歸，而且是幾百萬香港市民向共產黨領導的祖國的回歸，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回歸。24年的變遷，現在和未來的變化，前人的殷鑑正如五叔回憶錄的書名所示：歸處何方。
在我父輩的親屬中，交往較多的就是五叔李剛了。名叫李剛的人很多，五叔不是那個2010年以「我爸是李剛」的特權，在交通肇事逃逸案中所指的李剛，也不是曾任香港中聯辦副主任、其後因被指「涉嫌嚴重違紀」而被免職的李剛。五叔原名李存溢，1925年出生，15歲那年從香港奔赴延安參加中共革命。在延安進入魯迅文學藝術院主修大提琴，後來成為作曲家和指揮家，49年後在北京參加建立國家級的歌劇舞劇院，擔任行政領導工作，經歷所有的政治運動，包括受到殘酷鬥爭、虐待的文革。文革後擔任文化部藝術局局長，多次帶藝術團體到香港和外國，在文化部12年後退休。
1972年文革期間，他被打為「黑幫」在幹校勞動，我獲邀到北京參加國慶，我提出想見五叔的要求，於是當局把他從邊遠調回北京見面。1980年中國改革開放後，五叔多次來港，我們見面頗多。1997年他退休後，經我聯繫，在香港出版了一本回憶錄《歸處何方》。2006年我到北京在他家留連幾天。2007年1月五叔在北京病逝。
在他寫的回憶錄中，講到1943年在延安的「搶救運動」（註：整風），他認為這場運動是由中央社會部長康生發起的。運動使不少熱血青年一夜之間成了「國民黨特務」，而他的三姐、即我的三姑姐李慧蓮被關押一年多失去自由，被輪番拷問，最後不得不被迫承認自己是「特務」，運動高潮過後，與弟弟重見，二人抱頭痛哭。不久，三姑姐就病倒了，一年後離世，死時不足25歲。
從中共建政後，就不斷以運動治國來看，把「搶救運動」推到康生頭上，可能是五叔「為尊者諱」而已。他的回憶錄接著就談到了1949年後不斷發動的「階級鬥爭」運動。大致上說，1957年反右運動之後，所有的黨外知識人就鴉雀無聲了；1959年彭德懷上書毛澤東指出大躍進的問題和弊病，被毛發起「反右傾運動」批鬥彭德懷，牽連大批人，由此而黨內也鴉雀無聲了；到了文革在全民掀起互相揭發互相鬥爭的運動，也就使全國人民都鴉雀無聲了。五叔在回憶錄中指出，歷次運動對知識分子、文學家藝術家衝擊最大的，除了文革，要算反右派鬥爭。他說他作為歌劇舞劇院的領導之一，因未能保護無辜的藝術家而深感不安。他特別提到五十年代自美回國的歌唱家張權，在反右中受到的傷害。他沒有仔細講這位歌唱家的遭遇，但提到她劃為右派後，被下放多年，晚年回到北京，住房問題也一直不能解決。她1993年去世，遺願是要在北京天主教堂做追思彌撒，並葬在天主教墓地。
前文談到的林秉寧，董建義，都是籍籍無名的右派分子，而鼎鼎大名的右派知識人當中，我直接認識並且作過訪談的，有三個人：電影劇本《苦戀》的作者白樺，1956年發表「干預生活」的作品的劉賓雁，和香港《文匯報》創辦人徐鑄成。上世紀八十年代跟這三人所作的長篇訪談，使我對中共國的認識，有很大的提升。
白樺在《苦戀》中寫一個歸國畫家凌晨光在中國的悲慘遭遇，他在厄運連連之後，還反對女兒隨男友出國，於是他女兒問他：「您苦苦地戀著這個國家，但是這個國家愛您嗎？」凌晨光無言以對。白樺原名陳佑華，1930年出生，1947年即17歲就參加了解放軍，成為軍中作家，1958年被打成右派，開除了軍籍。1964年重回軍隊。白樺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是他15歲就左傾，17歲就參軍，自認為出身「純潔」，不同於來自舊體制的人，他有資格真誠地、不會被人懷疑地說話。白樺在1979年獲平反後，仍然揭露政治生活中問題的初心仍然不變，1979年發表《苦戀》，1981受到批判，成為文革後第一個被批判的作家，批判矛頭直指他劇本中「這個國家愛你嗎」這句話。我訪問他時，他仍然認為他的遭遇只是因為中共的政治生活處於不正常狀態，若正常就不會遇到這些事。但實際上他的遭遇，是在專權體制下正常不過的事。
跟劉和徐訪談的啟示，後文再講。
五叔和三姑姐李慧蓮1943年回歸延安，1950年代我的同級同學和其後許多香港工人回歸祖國參加建設，五叔講到的張權從美國回歸，哈佛醫學博士董建義的回歸，白樺筆下的畫家凌晨光的回歸，還有千千萬萬我們不知道的回歸，他們都是一個個具體的人，不是一堆數字，開始時或者都有一段蜜月期，隨後的遭遇是不同程度的大同小異。1997年香港的回歸，不僅是土地的回歸，而且是幾百萬香港市民向共產黨領導的祖國的回歸，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回歸。24年的變遷，現在和未來的變化，前人的殷鑑正如五叔回憶錄的書名所示：歸處何方。（文章發佈於2021年8月18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