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諜軟體會用一些威嚇手段，警告手機使用人不要刪除該軟體，這都是他們的詐騙伎倆。」
如果找不到間諜軟體，也可以直接將手機重新恢復到出廠設置，並將所有社交媒體帳號重新更改密碼，而且一定要使用多重驗證手續。
那麼，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是什麼呢？
許多國家都已經有反跟蹤騷擾罪和妨害秘密罪等相關法律。
例如法國就在2020年推出了關於家庭暴力的新法案，加重秘密搜集資料的刑事責任，未經同意追蹤他人的定位現在可處以一年徒刑和4.5萬歐元罰款，如果犯罪人是另一半罰款可能更高。
未來情況
但是加爾培林表示，不能期待光靠法律手段解決這個問題。
她認為，手機程式商店營運者谷歌和蘋果可以採取行動，禁止手機程式商店販賣間諜軟體。
另外，她認為重點應該放在警察的培訓，提高警察對這個問題的重視程度。
她說，經常看到受害者向執法單位求援，希望他們能逮捕跟蹤騷擾的人，但是得到的卻是沒有犯罪問題的回答。
網絡跟蹤騷擾案例的增加也催生了一種支援家暴受害者的新形態服務。
「終結科技濫用」（CETA）就是這樣的一個機構，該機構向家暴受害者提供協助，同時就越來越常見的濫用科技案例進行研究。
在某些情況下，他們不建議立即刪除受害者手機內的間諜軟體，而是以建立安全措施為優先目標，因為過往的經驗表明，加害者在發現無法讀取受害人的手機資料之後，通常會出現暴力升高的情況。
對瑪麗亞而言，她已經脫離暴力婚姻六年了，目前情況雖不完美，但已有很大的改善。
「我現在和一個很照顧我，支持我，為我說話的人在一起。」
有時候她還是會擔心她的手機，她還被診斷有創傷後壓力綜合症，但是她希望喚起公眾對網絡跟蹤騷擾的重視，並讓其他受害者知道自己並不孤單。
「不要害怕，有人會幫助你，我已經勇敢站出來發聲，如果56歲的我做得到，任何人都能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