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載總統、商界領袖、名流，以及越來越多的城市中產階級家庭的運動型多用途轎車SUV雖然碳排量高，對環境有影響，但也成為代表社會地位的一種符號。2019年，SUV的銷量已佔到全球汽車總銷量的42%，到2020年更是碳排放量不降反升的唯一行業。2020年購買SUV的消費者增加，實際抵消了電動汽車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正面影響。
豪宅巨室是另一項熱門的豪華消費。針對富人在氣候變遷所起作用，瑞典隆德大學（Lund University）可持續發展科學家尼古拉斯（Kimberly Nicholas ）最近做了一項研究，她同合著者在研究報告中指出，「住宅的選擇彰顯一個人的名望和社會地位。」在歐洲，近11%的住房碳排放來自於擁有大型（通常是多套）豪宅的1%的頂端富豪。
然而在最近幾年，社會的消費觀念開始發生變化。通伯格發起的環保運動使得瑞典人開始質疑自己是否應該乘坐那麼多次飛機，從而產生flygskam（瑞典語，意思是以乘搭飛機為恥）觀念。2018年在全球乘客數量增長之際，從瑞典機場起飛的乘客量反而罕見地下降了4%。
隨後新冠病毒大爆發，商務旅行大幅減少，視頻通話開會已證明可以取代面對面的會議。彭博社的一項調查發現，84%的企業計劃在疫情過後將減少出差的開支。
實施某些經濟干預政策，如碳排放配額交易和對頻繁飛行者徵稅等，有可能大幅減少全球的碳排放量。根據碳排放社會成本模式（Carbon Cost）的計算，某些強而有力的措施可重塑我們的生活方式，以及改善人與地球和自然的關係。
人類也開始考慮飲食模式對氣候變遷的影響，從而導致植物性肉類和奶製品業的繁榮。英國蘇塞克斯大學國際關係教授紐威爾（Peter Newell）表示，「這不是來自法令或政府政策的要求，僅只是企業看到市場需求正在發生變化」。
但肯納認為，對於人類面臨的氣候變遷的緊急危機，上述改變是緩不濟急。他說，「我們正在經歷氣候變遷的臨界點，地球物種正在走向滅絶」。他指出，現在關鍵在於速度，因此政府採取行動應該是迫不及待。
紐威爾說，針對頻繁飛行和肉類過度消費等不可持續行為徵稅，可以幫助人們更快地轉向低碳生活方式，特別是如果能將懲罰污染行為和讓許多人受益的投資直接掛鉤，收效會更大。
例如，可以將「飛行常客稅」的收益投資於較便宜甚至免費的公共交通系統，「豪宅稅」的收入則用於資助修建有隔熱層的房屋，從而降低住戶的燃料貧困水平。然而，問題在於，對最富有者來說，這些額外的碳成本可能不值一提，他們會一如既往地享受其高碳奢華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