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更激進的想法是個人碳排放配額（PCA），即全國每一個人都獲分配一個等量的並可交易的碳配額。如果有人想要排放較多的二氧化碳，就必須向他人購買其不需要的配額。愛爾蘭、法國和美國加州已經探索過PCA的不同試行模式。英國政府在2018年分析了PCA的可行性，但最後的結論是，推行PCA成本很高，難以管理，社會難以接受。
但根據最近的一項分析，由於氣候變遷危機和新冠疫情的大爆發迫使人們為了集體利益而不得不接受對個人行動的限制，PCA可能是一項值得重新考慮的政策。
紐威爾說，PCA在某種程度上是有吸引力的，「因為確實清楚顯示我們的人均權利是多少」。不過他又補充說，「這是將碳責任個人化的極端版本」，最終可能會不公平地懲罰居住在公共交通選擇很少地區的居民。
另一項越來越受歡迎的政策理念是「消費選擇修訂」。此政策是讓政府控制和限制消費者的消費選擇以達到減碳目標，首先是限制私人飛機或大型遊艇等碳排放密集型產品進入市場。其設想是讓消費者只能作低碳選擇。其實現今已經存在許多相類政策，而「消費選擇修訂」政策將會補上所有缺口和漏洞。
阿肯吉說，消費選擇修訂政策可能聽起來很激進，但卻並非新觀念。例如，英國政府以公共安全為由，已使用選擇修訂政策，禁止銷售槍支或無安全帶汽車。2021年4月，紐威爾與人合著的一份行為改變報告總結說，「停止不可持續行為比從一開始就阻止不可持續產品進入市場要困難得多」。
但是，即使化解氣候變遷危機的時間已經所剩無幾，許多政府仍對採用改變民眾消費行為的政策遲疑不決，擔心這些政策是政治毒藥，會得罪選民，也會讓富人感到不快。肯納說，最富有的人能夠通過游說和巨額捐款左右政府，這讓他們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從而可以消弱氣候行動，影響每個人的消費選擇。他說，人類應該還有「另一種未來，另一種可以選擇的未來」，但這個未來卻被我們每天的行為所否定。
不過最終所有針對消費者行為的政策，如果沒有配套的低碳基礎設施，也很難成功實現降低碳排放的目標。高希說：「要建設一個較為可持續的社會，還有很多事情需要做，還不僅僅是減少私人飛機和豪華遊艇就行」。
一些國家和地方的政府正在進行重大改革。英國威爾士政府為了達到減排目標，已經暫停投資建設新公路，荷蘭政府提議將牲畜飼養數量減少30%以降低污染，英國城市如諾維奇和埃克塞特的議會已經開始建造節能性的社會住房。
也有政府針對商業廣告在推動不可持續消費方面的作用採取行動。布朗說，「人們想要將自己與不如自己的人作出區隔來確立、凸顯自己的社會地位。整個廣告業就是建立於這種社會地位不安全感之上」。繼巴西聖保羅和印度欽奈等城市禁止或嚴格限制街頭商業廣告之後，2021年荷蘭阿姆斯特丹下令禁止SUV和廉價短途航班等碳排放密集型產品作廣告宣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