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衣食無憂不代表就可以被主流社會接納。報導的作者、也是刻畫美國社會問題的知名作家Robert Kolker寫道，「和Dorland一樣，Larson也認為自己是一個生活的局外人（outsider）。」
Katy Waldman on the Short Story at the Center of the “Bad Art Friend” Saga https://t.co/78ivPa7fvJ
— New Yorker Fiction (@NYerFiction) October 11, 2021
少數族裔經常用「永遠的局外人」來形容自己在美國社會中的境遇，無關階層。出身上海的作家錢佳楠曾經表示，外界以為美國文學界種族多元、百花齊放，但實際上族群之間存在深刻的「隔離」。例如，湯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的作品《女戰士》（The Woman Warrior）在亞裔美國人中口耳相傳，而放在白人社會卻無人知曉——「少數族裔永遠只能待在自己的那個類目裏」。美國社會普遍接受的是《憤怒的葡萄》、《莫比·迪克》式的「偉大的美國史詩小說」，但這些故事裏，找不到少數族裔的身影。更現實一些，錢佳楠說，「你去書店找哈金、李翊雲的小說，它們是被放在美國作家的分類裏，還是外國作家的分類裏？書店的人也很困惑。」
「在一個由白人主導的領域裏搞創作所遇到的困難和創傷，已經可以到令人癱瘓的程度了。」也有讀者這樣留言，「伍和Larson在私下聊天裏的那些吐槽實在太正常不過。」
不幸的是，Larson和Dorland都將對體制和系統不公的不滿轉移到了個體身上，又無法應對自己作為個體的限制、需求和特質。在如此複雜的互動中，於是很難計算究竟什麼算是歧視，什麼算是反擊，什麼算是純潔的善意。
「我認為她們都把愛和崇拜混為一談了。」談及自己筆下的捐腎者和受贈者，Larson告訴《紐約時報雜誌》，「他們都把愛看成是一種必須去得到的東西；愛並不存在於他們的內心。」時報評論道，在Larson的小說裡，愛，或者認可，被看成了一種商品——可以治癒所有痛苦的珍貴藥品。
但Dorland本人不這麼認為。她告訴時報，她最自豪的時刻並不是手術本身，而是自己通過了作為捐贈者必須經歷的生理和心理考核。「我不是為了治自己的『病』才去捐腎的。我這樣做是因為我已經『痊癒了』」，她頓了一下，「我是這樣覺得的。」（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