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處在一個急劇變化的世界，一個複雜矛盾的社會，我們幾乎每一天都不可避免地面臨抉擇：走怎麼樣的道路？做怎麼樣的人？跟隨哪一種趨勢？
失敗者回憶錄06：動盪時代
在麗儀被審查的一個多月前，1970年2月1日，我在香港左派出版界領導人的認可下，創刊了《七十年代》月刊。封面標舉著「本刊宗旨：認識世界，研究社會，了解人生」。我在發刊詞的開頭寫下這幾段：
「時代的列車在軋軋地前進，跨過動盪的六十年代，踏入人類歷史新的十年。
「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青年，不可能再有『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十年窗下』的生活，甚至也不可能再有在樹蔭下讀消閒小說的生活了。我們處在一個急劇變化的世界，一個複雜矛盾的社會，我們幾乎每一天都不可避免地面臨抉擇：走怎麼樣的道路？做怎麼樣的人？跟隨哪一種趨勢？
「當然，假定我們跟從的是一種正確的趨勢，那麼盲從亦可能是正確的。但這太危險。我們完全可以從歷史的發展規律中，理智而清醒地認識世界，完全可以從實際的工作生活中，深入而細緻地研究社會。然後，我們可以從對於各種人生態度的分析批判當中，決定自己所應走的道路。……」
這段文字，除了講「歷史的發展規律」是仍然擺脫不了馬克思主義教條之外，大致上都基於對當時政治現實的思考。尤其是針對吃了左傾迷魂藥的人士，他們認為「緊跟」毛澤東思想是無須懷疑的，而我提出了「盲從」「太危險」的觀念。它是我當時對極左思潮反省的開始。這種想法也指導了我其後的編輯路向。但很明顯，左派領導人和圈子中沒有人看出這個「發刊詞」有什麼問題。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左傾思潮在中國和世界都風起雲湧，《七十年代》月刊正是在這樣的情勢下創辦的。文革在中國和香港左派圈中，橫掃了中外傳統文化，所有人類的文化積累都被指為「封資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而文革的文藝產品太少，幾部樣板戲和一兩部小說，情節和人物的塑造太不近人情，因而中國和香港左派都陷入無戲看無書看的文化飢渴狀態。香港左派書店，只出售毛澤東著作和馬克思列寧的著作，其他反映人類文化傳承的中外圖書都收起來了。
我的左派寫作朋友圈，包括《大公報》《文匯報》的編輯人才，受報紙立場的僵硬左傾思想限制，大都感到英雄無用武之地。我們這本不受中共嚴密監管、避談中國形勢的左派雜誌，對於那些知識豐厚、有文化底蘊的左派才子，有較大發揮空間，也使香港和新馬的左派讀者，有耳目一新之感。因此一出版銷量就超過我們預期，需要加印。市場地位瞬即確立。
在文革前，香港左派的文化事業已經開始蓬勃，左派報紙越來越趨近香港社會市民的口味，一些左派背景卻以港聞、副刊和狗馬經吸引讀者的中性報紙暢銷一時，左派電影與右派電影在市場上旗鼓相當，左派出版社以多種面貌搶佔市場。但這一切，都因文革，特別是1967年左派暴動，而自動暴露極左面目，多年經營的形象毀於一旦。左派書店、影院、國貨公司櫥窗，掛滿了趕客的反英抗暴標語。右派的文化產品就蓬勃起來。《明報》《明報月刊》在報導和評析中國文革方面，引領潮流。
與此同時，西方卻因為美國民權運動、反越戰，歐洲反建制的學生運動，掀起了左傾思潮，左派、激進派、親中反蘇的毛澤東派，在西方盛極一時。
中國、香港和國際的思潮，極為複雜！我是在那樣的形勢下，看準時機，讓《七十年代》應運而生。但想不到雜誌剛面世，我自己卻陷入一個危險境地，受到很大考驗。（文章發佈於2021年5月3日）
失敗者回憶錄07：抉擇
創辦《七十年代》的立意，就是在當時左派文化被極左思潮捆綁，以致無法向讀者提供任何有點人味的產品的情形下，嘗試從「遵奉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中走出一條路。
俗語說：「好了傷疤忘了痛」。當傷痛過去，一切恢復老樣子之後，人就會把過去的傷痛忘記，至少是擱一邊，甚而提都不願意提起。因為提起也是挖傷疤。「忘了痛」往往不是自然地「忘」，而是有意識地忘的。
麗儀和大女兒似乎有意識地想忘記那一段傷痛。我雖間接受害，卻無法忘記這一次重擊。因為我要主持一份刊物的筆政，因為我要繼續寫作，我不能忘記自己半年前寫的這段話：「我們幾乎每一天都不可避免地面臨抉擇：走怎麼樣的道路？做怎麼樣的人？跟隨哪一種趨勢？」並且說：「盲從太危險」。
中共對所有的文化事業，報紙、雜誌、書籍出版、電影、戲劇、音樂等等，都歸類為宣傳工作，他們不僅認為自己的文化事業如此，而且認定西方的、世界的，所有的文化事業都是宣傳。中共毫不隱諱地由「中央宣傳部」來統管所有的文化事業。對報紙雜誌的編輯採訪和副刊寫作的要求，第一是立場，第二是觀點，第三是方法。最重要就是立場，也就是站穩中共黨的立場。但中共的立場是會變的。比如向蘇聯一面倒的時期，如果對蘇聯有任何質疑，都是站錯立場；而當中共與蘇共翻臉後，如果對蘇聯有任何肯定，或對來援助中國的蘇聯專家有任何正面說辭，也被認為立場有問題。文革時，林彪事件發生前後，中共立場大翻轉。文革期間和文革後，「愛國」陣營許多人的思想都「跟不上形勢」，因為形勢是黨的立場不斷大轉彎。而只要你是在中共卵翼下的文化工作者，不管你是否中共黨員，都要緊跟黨的路線，不可以有自己的主張和看法。於是，從事文化工作的左派，就要不斷否定自己的昨日，不斷扭曲自己，在自己都不理解的情況下去為黨的政策宣傳。中共有句話，叫「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意思就是鼓勵盲從。
那時我深受魯迅雜文影響，魯迅說，自己雖然也算是寫「遵命文學」，「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因此，「遵命文學」不是遵他人之命，而是遵自己之命。編輯與寫作者，如果不遵奉自己相信的思想意識，一味跟隨聖旨去寫去編，絕不會產生真情實感的文字。這就是當時（以至現在），在極左思潮之下的中共文宣產品都無法吸引讀者的原因，即使是左派讀者。
創辦《七十年代》的立意，就是在當時左派文化被極左思潮捆綁，以致無法向讀者提供任何有點人味的產品的情形下，嘗試從「遵奉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中走出一條路。
在那一場傷痛後，我更認識到我不能夠放棄「盲從太危險」的準則。
當事情過去，麗儀學校的領導，就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但她已經非常鄙視領導和那些附從者了。香港的領導人在我面前，也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我沒有鄙視他，只是我知道他的局限，因此我在編政上更要相信自己的判斷。
但我沒有從左派陣營走出來，即使在思想上，也沒有覺悟到要決裂。相反，我覺得事情終於有了好轉，也許可以說明，不合理的、違反事實的、荒謬的施政，終會改變。我不能因為個人的原因，而左右了對形勢的判斷。
更現實的是，我妻子女兒還在大陸，我自己也還在左派陣營工作。若脫離這個圈子，我的家庭怎樣？我哪裡有適合的工作？我和一家怎麼存活？今日回想起來，那時或許是在為自己的軟弱找藉口。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本文原發表於香港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