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出境大堂的椅子上，想到自己過去為中共政權辯解，而現在當困境臨到自己身上，我無法為不僅不合理、而且是荒謬已極的倒行逆施作任何辯解。我以前做的事，是不是錯了？
失敗者回憶錄02：圈內圈外
現在的人，或者沒有經歷過1970年的時代，又或者已經忘卻了。那時候，香港是反共勢力的天下，左派自成一個特定的小圈子。香港的報業、出版業、電影業，左右派界線分明。左，就是親中共力量；右，就是親台灣國民黨力量。文化界絕對是右派佔優勢。商界則是英資企業佔壓倒地位，港資在上升中，中資與台資都不成氣候。當時的報紙，報頭大都以「中華民國」記年，若以公元記年的，則不管塗上什麼中立色彩，即使以港聞為主、迴避國共意識形態的對立，也仍然被認為是左派。每年10.1，掛五星旗建牌樓的不多，倒是雙十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則滿街滿巷。左派學校出身的年輕人，很難進入香港的主流體制，他們入大學、讀師範都很難，更不用說考公務員了。在1967年左派暴動之後，社會的一般商戶，也排斥左派學校畢業生，左派工人進工廠，也要隱瞞他的左派工會會員的身份。
左派特定的小圈子自成一角，工資低，但住宿與三餐不愁，看病就去工聯會的診所。學校老師，工會會員，中資機構員工，大部分都懷有理想，信賴中共領導的國家，信賴和服從領導，作風正派。我在左派的香島中學讀初高中，受到幾個老師的熏陶和啟蒙，我至今仍然懷念他們。左派新聞界人才雲集，《大公報》十大才子，人人學貫中西，筆鋒銳利，評論、副刊文章都具可讀性，我從中吸取養份不少。而我在20歲時首次向《文匯報》的「文藝週刊」投稿，當時的文藝版主編是從《大公報》借調的羅孚，他大量取用我這個初生之犢的投稿，使我從此涉足左派文壇。
對於香港主流社會來說，左派圈子是另類。中共建政後，20年來大量的大陸人流入香港，在英國人設立的公平法律下各顯神通、爭名逐利、向上流動。左派並不參與這種競逐，但許多人心中都覺得背後有祖國作靠山，有愛國主義、社會主義的理想，社會上的人或許看不起我們，但我們自己是看得起自己的。
我至今仍然認為，當時香港的左派就其整體來說，都是善良的、單純的人，即使參加1967年的暴動，也是出自對祖國的忠誠和信任。但他們祖國卻並不單純，領導人所宣傳的和他們的實際施政是兩回事。從中共建政之初的鬥地主，到肅反、反右、大躍進、大飢荒、反右傾，大逃港，到全面反傳統、反常識，反社會基本道德的文革。每一次運動，每一次發生讓香港左派陣營內產生對祖國疑惑的事件，就會由港澳工委派人到各愛國團體去宣講形勢，在員工聽到他們自己願意知道、並感覺是「合理」的解釋之後，再通過「學習」，就解除疑惑，「統一」思想啦！只是，如果不僅是從非左派傳媒和香港社會流傳所得的消息，而是有親屬家人甚而自身遭遇摻雜其中，那麼實際的困境就不是大道理可以釋除了。
我坐在出境大堂的椅子上，想到自己過去為中共政權辯解，而現在當困境臨到自己身上，我無法為不僅不合理、而且是荒謬已極的倒行逆施作任何辯解。我以前做的事，是不是錯了？以後，如果還有機會「以後」的話，我要怎麼做？我可以怎麼做？我有個人自由發揮的空間嗎？
失敗者回憶錄03：殺氣騰騰
1970年3月21日，我走進家門，麗儀在等我，第一句話就是：「我今晚不能留在家。」「為什麼？」「要對我隔離審查。」「為什麼？」「因為你。」「我怎麼了？」「有文件下來，說香港回來的人有70%是特務。今天剛槍斃了一個。」
坐在深圳的離境大堂上，前一天的景像歷歷在目。
我通常會先到公安局報戶口，然後走回家。那時深圳地小人少，鎮上只有一條大街和一些小巷。我家住的小巷叫鴨仔街。在公安局被要求回原籍報戶口後，我忐忑不安地走回家。路上見有幾個十歲左右的孩子，舉著一根上面掛著衣服和帽子的竹竿，哼著進行曲，見到我就嚷：「香港客，倒屎塔，倒完一塔又一塔。」（「倒屎塔」是指為旱廁掏糞。）
離遠見到小女兒和幾個同學，我喊「小培」，她回頭看看我，卻沒有迎來，反而箭似的奔跑回家。她不想在同學前顯示有一個「香港客」爸爸。
1970年是文革的中期，激烈的紅衛兵運動已經過去，香港的左派暴動也平靜下來。1969年中共九大後政局表面和緩。但實際上毛澤東與林彪的權力鬥爭，也在九大確定林彪為接班人後立即展開。文革派和周恩來的官僚系統鬥爭，兩派都爭著推出「極左」政策來爭取毛和各地革命派的支持。1970年初， 中共中央發出經周恩來主持起草的《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這就是牽連全中國，在各地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的「一打三反」運動。打擊反革命是「一打」，「三反」是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重點是「一打」。文件提出要殺一批人，要「在短期內殺人夠多，產生震懾效果」。一些老「右派」、已成賤民的地主富農，再拿出來槍斃。香港回鄉探親者，面臨殺氣騰騰的社會環境。
妻子梁麗儀，出身於紅色家庭，父親是在香港曾經參加過1929年省港大罷工的中共地下黨員，哥哥是香港海員工會的地下黨員幹部。麗儀中學畢業到廣州升讀大學時，一直受到中共黨組織的特殊照料，她很快參加了共青團。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她都沒有受到衝擊，被黨組織認為是一個跟黨走的好學生、好教師。
1966年文革狂潮掀起，麗儀是不參加造反運動的「逍遙派」。她有被大字報攻擊，但沒有被揪鬥。中共黨組織對每一個幹部都設有秘密檔案。她的檔案中，大概有一個香港紅色家庭的背景護持，這對無知的造反派帶有不敢輕易觸動的神秘感。但是，當文革的極左思潮發展到中國之外包括香港全是敵人的地步，她的背景也保她不住了。
1970年3月21日星期六這一天，我走進家門，麗儀在等我，第一句話就是：「我今晚不能留在家。」「為什麼？」「要對我隔離審查。」「為什麼？」「因為你。」「我怎麼了？」「有文件下來，說香港回來的人有70%是特務。今天剛槍斃了一個。」我想起那些小孩的竹竿和衣帽大概就是被槍斃者的。她接著說：「你明天一早就走吧。」「那你要審查多久？」「我怎麼知道？」「那我什麼時候回來？我們什麼時候見面？」她無語。九歲的大女兒一直在我們身邊，看著我們講話。麗儀說：「她要跟著我去學校住。」
門外雜沓人聲，一個女聲高叫：「梁老師，李主任叫你現在回學校。」麗儀：「我知道了，等我收拾一下。」「快點！」他們來押她走。
來不及道別，拿了衣物被鋪，牽著大女兒就往門外走。小女兒從保姆身邊走過來坐在我膝上。
我被恐怖感籠罩，躺在床上眼睜睜地想著不可知的未來，朦朦朧朧一會兒，小女兒到床邊把我叫醒。她抱著我好久，彷彿隱隱覺得會有滿長時間見不到爸爸了。
在深圳離境大堂上，我認識的那邊防人員來到我身前，說，「你可以走，不過下次回來要照公安局的規定做。」
我如釋重負，幾乎半跑地回到港境。（文章發佈於2021年4月26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本文原發表於香港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